摘要
基于人口的研究发现，老年男性和女性的股骨近端骨折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上升[1-3]。股骨近端是老年人骨组织中最脆弱的部分，股骨近端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并发症。股骨近端骨折分为囊内股骨头(Femoral Headfracture，FH)及颈骨折(Femoral neck fracture，FN)和囊外转子间骨折(Femoral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IT)。这三个骨折是不同的实体和学科，需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4-7]。此外，三种骨折在病因学、危险因素和患者的特征有多方面不同。尽管骨科治疗上有显著的进步，股骨近端骨折与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直接关联。许多关于预测不同类型股骨近端骨折风险的研究见诸报端，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股骨近端骨折类型有不同的风险预测参数，如跌倒的机理，活动功能的下降，骨矿物质密度(BMD)的降低，股骨形态学特征等[8-12]。一般来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风险增加相关的因素包括:身材矮小，体重过低，而在转子和全股骨颈骨密度降低等。不同的是，股骨颈骨折的风险增加相关的因素包括长股骨颈，更大的颈干角和股骨上端骨密度比下面的骨密度低。这些研究引发并促进了骨组织显微结构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发现，BMD只是经典并不敏感的预测骨折风险的因素[13-21]。老年人除骨矿物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22-24]降低外，其骨内超微结构也受到破坏，但由于骨重建、骨塑形慢，很难恢复到合理的承重结构。患者根据BMD预测的骨折风险在接受改善骨密度与抗骨吸收的药物治疗后提升了BMD后，椎体压缩性骨折的风险也仅仅降低了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骨折风险无法摆脱。我们也观察到甚至有一些患者，BMD经检查未达到骨质疏松，但是他们受到低能量损伤，仍可能发生骨折，我们通常将此类患者受伤机制归结为力学的“鬼斧神工”。其实近些年有学者研究发现，骨的结构形态特征也是影响骨强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25-27]。寻找骨形态特征与骨强度的内在联系，并综合其它因素对骨强度的影响来预测骨折风险则具有重要意义[13，14，28-33]。 对骨质疏松症股骨近端骨折易发人群进行预防性干预是减少骨折发生率的有效措施。但用什么预测因子能早期发现易发人群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点。骨密度检测作为最主要的骨量指标，可以评估骨折风险，但绝不是唯一因素，单一的骨量指标不能理想预测骨的力学性能。一个物体的机械强度与物理特性息息相关。物理特性包括材料的属性、几何和载荷条件。这个规则也适用于股骨。而低BMD已经被用于估计股骨近端骨折的风险[34-40]。随着髋关节几何力学参数的提出，有学者证实，近端股骨参数(proximal femoral geometry，PFG)也与骨折风险增加相关。研究表明单独以骨密度进行股骨近端骨折预测准确率并不高[1]，骨密度结合股骨近端几何参数更能够提高预测的准确性[41-53]。因为PFG[27]促进骨结构成为一个整体一起调节冲击力传导穿过骨，以确定作用骨中的有效应力。髋轴长度(HAL)，颈干角(NSA)已被证明与增加骨质疏松性股骨近端骨折相关[7，12,13，27，40，54-59]，但仍存在一些分歧。有些作者报道，股骨颈长度和股骨颈干角和股骨颈骨折正相关[4，7，12，60-63]。但Yamauchi及Naofumi等学者经对200个日本患者统计发现:股骨颈长度不可以被视为股骨颈危险因素[43]。故欧美人的结果不适用于亚洲或国人。很多研究都集中在高加索人髋部形态学，但亚洲人群相应的研究有限，尤其是汉族人口股骨近端几何参数的研究罕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描述基于测量中国老年人口的PFG和股骨近端骨折之间的关系，获得并筛选出股骨近端骨折的风险因子。 本实验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中国正常中老年人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测量，分析其影响因素。探讨中国正常中老年人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的差异，探讨性别、地区及侧别对中国正常中老年人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股骨颈骨折与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的差异。探讨地区、性别及侧别对股骨颈骨折患者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的影响。探讨地区、性别及侧别对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的影响。第三部分探讨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颈骨折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不同地区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颈骨折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不同性别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颈骨折风险的相关性。第四部分探讨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转子间骨折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不同地区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转子间骨折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不同性别股骨近端形态学参数与股骨转子间骨折风险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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