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族国家产生之初，所有的建制以及人员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在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足时，包税制为国家提供了及时的财政保障。对于一国统治者来说，包税制总体上利大于弊，因而包税制就成为各国统治者的理性选择。包税契约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直处在均衡状态，包税人议价能力强则统治者议价能力就弱，反之亦然。即使达成包税契约的交易费用一直在提高，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较高的贴现率，这种均衡就难以打破。税收契约精神和纳税人的民主意识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原动力，统治者不仅仅要服从上帝，还要服从法律。 英国从包税制到税收法治的演变，给我们以启示。早期英国君主为从人民那里获得税收，包税制盛行。掌握立法权的代议机构从规制国王征税权力开始，逐步获得了课税权，并监督国王及政府的一切财税行为。在英国政治权力斗争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传统，从包税制向税收法治演变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这一精神。自签署《大宪章》算起，经八百年之实践，税收法定的法治理念终于孕育出税收法治国家，虽然漫长但也深具启示意义。 中国的包税制也有久远的历史，但封建皇权强大、重农抑商，统治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征收赋税，包税制就远不如欧洲各国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包干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包税形态。尤其是自分税制改革后，税务行政部门以“税收任务”为中心，税收任务层层分派，并与官员政治前途联系起来，依法收税被置于从属地位，引发了基层政权的诸多问题。税收任务蕴含的包税思维与法治理念相冲突，这种包税形态无疑阻碍着中国财税法治的进程。当前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税收法治现代化。走出税收任务的困境，就是要转变包税思维，在财政税收的各个环节树立法治理念，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提升公共预算水平，改革财税行政管理机制，坚持纳税人权利本位。 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章，分别对罗马共和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包税制的产生到兴盛再到衰落的演变进行梳理，了解包税制的兴衰，分析包税制的历史价值与弊病。第二章，以掠夺性统治理论为基础分析为何包税制长期存在。从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以及贴现率三个影响因素出发，阐释为何统治者在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弱之时青睐于包税制，在国家实力强大之后又难以摆脱包税制的历史现象。第三章，通过契约理论探究包税制的法律基础。税收乃公法之债，包税的前提是存在包税契约，研究包税契约的法律性质、模式类型、法律关系，则可明晰包税制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法律基础。第四章，包税制对中世纪国家财政与政治意义重大，但社会多方面的变革推动包税制走向税收法治。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本文以英国税收法治化路径为例，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要素分析包税制为何衰落，并总结了英国包税制向税收法治演进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第五章，研究我国当前包税制的形态，以及如何转变包税思维向税收法治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包税制形态一直存在，“税收任务”已成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障碍。基于英国税收法治的经验，可以从税法意识、税法体系、公共预算、税务机构和职能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着手，提出转变包税思维、废除税收任务的方案，以真正实现我国税收法治化。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