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再次成为科技行业热点的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一方面，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多福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动摇了人的主体性，威胁人们的就业、破坏了个人的隐私。乌尔里希·贝克(Urich Beck)认为，当前社会已经步入到风险社会阶段。本文依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界定当今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以下简称人工智能风险，人工智能风险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人为的、不可预见的不安全性。人工智能风险的危害形式是多样的，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短期的失业、隐私破坏、技术依赖，中期的威胁公众安全、加剧社会不平等，长期将消解人类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并随之愈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当今人工智能风险凸显与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技术活动密不可分，因而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揭示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和规避方式不啻为一种合理的思考角度，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把人的本质与技术范畴联系在一起，指技术影响下人的生存状态，其实质是人与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实现的辩证统一。基本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人的技术本性。技术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一起诞生，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发展，技术作为人类的生存依据是构成人的本性的基本内容; 第二，人的需要促进人的技术化进程。主体的需要是人与技术双向互动的现实依据，是人的技术化进程的不竭动力; 第三，其机制是人与技术互动实现的双向建构。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人的技术化机制表现为主体逐步向客体转化，最后再向主体复归的过程; 第四，人的技术化最终导致人自身因整合了技术的力量而发生改变，其结果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对人产生的正负效应。 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的视域下展开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主体对客体建构和客体对主体建构存在局限性，所以人工智能风险是人与技术双向建构的结果，是在“人的技术化”过程中有悖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反价值的存在。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也思考过技术负效应问题，如何规避人工智能风险，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现实出路，在马克思看来，要规避技术负效应，我们应该树立正确技术观、合理需求观，构建合理社会关系。 人工智能风险日益凸显的趋势，使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中国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在国家政策、规划的引导和支持下，在语音识别、无人车、深度学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然而与人工智能技术如影随形的人工智能风险也如期而来，失业风险、隐私安全风险、技术依赖风险日渐突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避人工智能风险必须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风险规避之路。其现实出路在于: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监督。 其次，要合理需求、完善人性。人既是诱发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根源，也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动力，技术需求的增长应以社会发展水平为限。 最后，构建新型人与人的关系，保障人人共享科技成果的和谐社会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为本，恰当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但我们不必过于恐慌。在马克思“人的技术”思想指导下，阐释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因素和规避方式，既为人工智能走出技术发展困境提供理论依据，又给我国规避人工智能风险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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