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以降，俄日先后强租我国旅顺大连地区（简称旅大），成立旅大租借地，称之为“关东州”，并以此为据点，武装侵略东三省，其中日本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俄日在统治旅大的过程中，无不以媒介为文化侵略工具，先后创建新闻社、杂志社、电报局、出版社、通信社、映画馆与放送局等各种媒介事业。在俄日的统制下，旅大媒介事业以鼓吹“黄俄罗斯”或“经营满洲”为宗旨，充当维系殖民统治与动员侵略战争的工具。 本文主要探讨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即日俄统治者如何管理与控制媒介事业。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的爬梳与比较，一方面，纵向梳理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史，具体围绕管理机构的设计、调整与媒介法制的颁布、实施两方面，勾勒媒介统制变迁之过程，另一方面，以经验移植为切入点，横向比较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东亚各地区（旅大、朝鲜、台湾、桦太、南洋群岛、伪满洲国）媒介统制之过程，同时以法律文本、行政实践、司法运作为对象，回归媒介法本体，从法律的官方表述，比较旅大与台湾、朝鲜、桦太、南洋群岛及伪满洲国媒介法的异同。通过纵横之探讨，试图厘清媒介统制与殖民、战争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史分为萌芽与试验期、创建与确立期、扩展与深化期、调整与终结期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898至1905年）为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的萌芽与试验期，在沙俄以“扶植”与“限制”为主题的媒介统制下，旅大租借地的媒介从问世之初便是沙俄“黄俄罗斯”计划的报信者，即殖民统治的工具。然而，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受到日俄战争的冲击。军事战与新闻战双双大胜的日本“夺回”对辽东的“控制权”，陆续将日本的媒介事业扩张至此，取代沙俄的媒介事业，将“黄俄罗斯”的报信者变成“经营满洲”的国策先锋，终结了沙俄在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 第二时期（1905至1931年）为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的创建与确立期，日本统治者通过复制台湾经验，引入许可与保证金制度，同时以日本法为移植与创制的蓝本，确立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其媒介法之立法水平堪称日本殖民地之最高。日本统治者通过设置创办门槛，划定报道禁区，规范一套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媒介业务标准，即引导旅大媒介事业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规范媒介事业以日本为参照的经营模式。在日本以引导与规范为主题的媒介统制下，旅大租借地媒介事业从重建到发展再到繁荣，都充当着“国策机关”的角色。 第三时期（1931至1937年）为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的扩展与深化期，日本统治者的媒介统制以“检查”与“防堵”为主题，一方面，继续以日本及其殖民地为参照，修正与完善媒介法制，强化媒介检查系统的机构建设，加大事前检阅的投入，防范“反满抗日”之“不稳者”危害作为“王道乐土”的新天地之安全，媒介从“经营满洲”之“国策先锋”偏向为“建设新天地”之“弘报机关”，削弱媒介的资本经营属性，变成殖民统治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日本统治者积极向外输出旅大媒介统制的经验，不仅将媒介法令的核心内容“复制”到日本对外标榜的满蒙独立新国家——“满洲国”，而且，以旅大媒介事业为主体，通过所谓的日满合作形式，成立媒介经营的垄断公司，彻底控制旅大租借地与伪满的媒介机构，使之完全丧失媒介应为之监督政治的功能，沦为关东军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第四时期（1937至1945年）为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的调整与终结期，日本统治者调整媒介统制策略，以“动员”与“统合”为主题，对新闻与出版进行结构统合、经济统制与人员统制，同时诉求于“筑建思想国防”，从立法上调整取缔范围，从结构扩大检查力度，企图使各种媒介成为完遂“大东亚共荣圈”的协力者，即充当侵略战争的工具。然而，在苏俄的干预下，日本的战败使得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彻底终结。 旅大作为租借地的媒介统制史，始于沙俄，发展于日本，终结于苏俄。这是一部媒介沦为殖民统治工具与侵略战争武器的历史。旅大租借地的媒介统制不仅是中国近代媒介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东亚各国媒介互相重叠的典型代表。通过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史的梳理，既勾勒出中国近代媒介史鲜为人知的一面，又为建构东亚近代媒介史提供了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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