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明朝相比更为复杂。伴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其涉外理念也在不断地变化。本文围绕清朝前期的四种主要涉外理念展开论述,分别是天下观、天朝心态、义利观以及王霸观。它们彼此之间结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构成了清朝前期涉外理念的基本内容。 首先,从清朝前期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华夷之辨入手,梳理雍正帝为辨其正统地位,借助曾静案所阐释的“华夷一家”新的大一统论,进而将其用于处理中外边界的实际问题,以维护边疆的稳定与安全。华夷观注重对内的“大一统”的维护,对外则区别对待。这种看似“天下一家”的包容,在处理缅甸朝贡问题时,却一反常态。 其次,“天朝”心态在清朝前期的涉外事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帝强调新的“华夷观”之时,其正统地位逐渐稳固,加之国势的强盛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由“天朝意识”逐渐衍生出一种礼刑兼济的体制。通过对《清实录》“天朝”一词的考察以及中英礼仪之争的分析,可以发现涉外理念与体制之间的关联与抵牾。 再者,基于“天下观”和“天朝心态”等理念,清朝前期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奉行“字小事大”之道,这在其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中有鲜明的体现。至于对外交往中“厚往薄来”的传统理念,清朝初期并未用于对外交往的具体实践。不仅如此,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朝贡体系之下,清廷对于周边藩属国的政策根据其政治需要也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别。 最后,王霸观,作为清帝在处理涉外事务中表现最为显性的一种天朝举措,在不同时期贯彻过程中虽然存在着部分出入,但是始终宣扬“恩威四海”的天朝道义。康熙帝借助“三道沟事件”,理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示其天朝的威望。这种刚柔并济的王霸观,逐渐在清朝稳定之后,成为清帝“字小”的义务。本文着重就乾隆时期安南之役的“兴灭继绝”之举展开。作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手段之一,由于安南内部的矛盾和清廷军事战略的失误,使得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兴灭继绝”的天朝义务,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之时,还曾是中英缅甸问题交涉的主要筹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