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余年，从学习史籍到研究史籍，再到后来推行的广修诸史政策，无不显示了帝王与官修史书的紧密关系。 康熙帝面临着作为帝王都要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这一方面是他学史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先王与臣佐对其进行历史知识研习的出发点;清廷入关前就已存在的重史传统使史学在统治者那里备受重视，顺治所采取的种种尊儒重道与开馆修史等举措又进一步强化了清廷重史传统的延续，使康熙帝从小就浸润在重史学史的氛围之中;经筵日讲制度保障了康熙帝历史知识学习的系统性，而在与大臣的廷对中，又使康熙帝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习史资治的目标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康熙帝的史学思想也逐步形成和发展。 有清一代，大规模开馆修史，始于康熙。康熙朝共开设有9类史馆，纂修23部史书，其意义不仅在于修成大量史书，而是在修史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史馆制度，为后世之君提供参考之模板。康熙帝的史学活动背后，是贯穿其中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将历史看作是重要的施政与资治的重要资源，是康熙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对历代兴衰治乱的对比与评述，构成康熙的历史盛衰论;讲论体例、追求信史，是康熙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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