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际之间的交往自古就依托特定的媒介展开，通过对“书信”这一媒介的考察，可以窥见古人之间交往的关系样式。因为报章媒介的出现，致使“书信”这一私密化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公开化”的倾向。本文借助聚集于《时务报》周围的诸人交往，运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四册古籍，试以回答:近代中国文人的交往在报章媒介进入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以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社会影响？笔者在对书信和“读者来信”的对比发现中得出:读者来信既包含有个人书信“对话之笏”的特性，亦试图将“私语真情”置于“互动”之后。19世纪末的清朝社会已经呈现出对时间范围上“快”和空间维度上“小”的概念，通过对《书札》的整理发现，当时《时务报》周围文人志士的活动空间上也呈现出地域上围绕上海为中心半月形的交往格局，同时笔者采取有效样本，对读者的身份进行交叉排列，发现写者的身份亦出现了新的变化。近代文人以《时务报》为中心依托“读者来信”的媒介通道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他们改变了以往私人书写的范畴，将事物的讨论、官方与民间的交往以及个人关系的界定打破，推翻原有固化的交往模式。并且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互动，以私代公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进程。以《时务报》为中心而发散开来的同人群体依据自我组织性的互动规则与透过读者来信参与报馆和社会活动的信息互换建构起新的通信网络与特定网络空间的互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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