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瓜分豆剖，危在旦夕。面对时局之动荡与挑战，仁人志士率先觉醒，奋起直追，寻找改造中国的方法与道路。每一次危机过后，思潮沤浪相逐，新的主义和社会改造方案应运而生，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不断连续与变奏，形成了中国转折性的制度与知识体系转型。近代中国的佛教与佛学同样在这一转型期发生蜕变，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是一种选择被重新认识。在面对基督教的强势冲击，西学的大规模涌入，乃至各届政府的制度变革，佛教与佛学都身与其中，并按照各种标准加以调适和改造。 佛教与佛学在近代中产生变化的基本史事，构成了今天从历史学角度加以考察的主体内容。而在众多的史事中，太虚法师在一九二○年代主导的佛教新运动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坊间与学界盛传“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两派明争暗斗，即是选择与标准不同的重要体现。但是何者为最佳，不仅当时人意见不一，后人以后见之明加以追述，也往往难能一致。史学当以梳理基本史事为第一要务，任何所谓认识，若未能贯通相关史事关节，多难免妄议之嫌。一九二○年代的佛教新运动，尽管内容繁富庞杂，甚至随时调整目标，但作为僧界领袖，“拔高僧伽地位”始终是太虚致力之方向。无论是行事上的僧制改革，还是言说上对佛学进行“新”的解释和发挥，其内在追求都在于此。 从行事到言说，全方位考察这场佛教新运动，绝不是以太虚师徒之标准或选择为是非，而是致力于梳理和溯源相关史事，并前后左右比较参照，通语境以解文本。佛学在晚清地位陡升，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后来追述所建构的叙事体系直接相关。而佛教在近代的境遇与“佛教”一词的转义密切关联，在宗教、哲学、科学等外来概念的形塑下，“佛教”一词逐渐产生了新的内涵与外延，这些无不影响佛界内外对佛教的态度。而太虚恰逢时会，即是僧界领袖，又以佛界代表自居，言说行事不能不再三斟酌，甚至有所隐晦，从《觉社》时期的韬光养晦到《海潮音》时期的明目张胆，“拔高僧伽地位”一直是其心向往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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