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媒体作为资本市场中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中介，不仅起到挖掘信息、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也起到引导投资者情绪(Baker and Wurgler(2007))、发现资产价格的作用(Tetlock(2007，2008)，Fang and Peress(2009》)。很早之前就有较多国外学者针对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较多学者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体报道通过其内容或是报道的态度影响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投资者行为以致使资产价格出现偏离。国内学者也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例如研究上市公司的IPO公告或并购重组公告经过媒体报道将会对公告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张雅慧等(2011)，醋卫华等(2014》)。多数学者在之前的文献里，均是以新闻媒体作为主动发布信息的载体，研究其报道的新闻信息对公告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媒体传递信息的角度出发，研究上市公司是否有可能作为发布信息的主体，通过控制媒体报道，影响投资者情绪甚至公司股价，以达到有利于自身绩效或价值的目的。因此，本文将从案例角度出发，以上市公司发布并购公告为切入点，研究上市公司是否有动机通过控制媒体报道以影响并购绩效。 本文选取联想并购摩托罗拉移动此事件为案例研究对象。2014年1月29日，联想发布公告称其欲并购摩托罗拉移动，此事件于2014年10月30日完成并购交易。由于联想的支付方式并非单纯的现金支付，且并购交易已经完成，本文以此案例为研究对象，探其是否可能通过控制媒体报道以有利于此次并购绩效。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有限注意理论，本文将整个并购过程分为洽谈前期、洽谈期、宣告期以及交易期，并将新闻媒体分为新闻专线型(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代表)和市场导向型(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为代表)两类，分别对每个阶段内的媒体报道数量以及媒体报道态度进行统计分析，并区分新闻专线型媒体与市场导向型媒体在报道数量和报道态度两方面的差异，以保证所研究的是媒体报道这个行为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而并非并购事件本身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此次并购为并购双方带来的并购绩效即累计超额收益进行研究，并用股票的异常交易量作为衡量媒体效应的代理变量，以研究在并购的不同阶段内(洽谈前期、洽谈期、宣告期以及交易期)，媒体报道对此次并购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关于媒体报道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资讯行的中国经济新闻库，并购数据与异常交易量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研究结果表明:联想公司有控制媒体报道以有利于自身并购的动机。具体而言，一方面，联想公司凭借市场导向型的媒体，通过大量且中性偏乐观的媒体报道推高投资者情绪，使得异常交易量显著上升，股价上涨。此结果可以用以联想股票的异常交易量所代表的媒体效应得以证明。在并购宣告期内，联想股票的异常交易量变化趋势与其股票每日的非正常收益变化趋势恰好相反，以此可以说明此案例中媒体效应的存在，证实了联想通过控制媒体报道的数量推高投资者情绪;另一方面，联想公司凭借新闻专线型媒体在报道数量以及报道态度的变化，即在宣告期之前报道数量大幅减少且偏悲观的报道态度有所增加，使得投资者对此并购事件的反应呈现中性偏谨慎的态度。在投资者情绪较高的条件下，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与增发新股的折价率呈正相关关系(卢闯、李志华(2011》)①，虽然总体而言媒体报道对此事件的态度为中性偏乐观，但由于投资者的反应却是中性偏谨慎的，因此新股增发的折价率较小。现行股价的上涨与较小的增发折价率使得增发的交易价格较高，即并购交易个股单价较高，在交易总金额固定的情况下，新发行的股票数量将有所减少，因此减少了对原有股权的稀释，起到保护联想公司原有股东利益的作用。 本文的贡献涉及学术以及市场监两个层面。第一，本文创新性地从上市公司控制媒体报道的角度，将媒体报道与公司并购绩效联系起来，研究结果验证了上市公司确实有动机控制媒体报道从而影响资产价格的假设，拓宽了发布信息报道的动作实施主体，为今后有关于此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第二，除了上述学术贡献之外，本文还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新的监管角度，即不仅要对上市公司与其关联公司进行监管，严禁内幕交易，也要对新闻媒体与公司之间的信息披露或信息报道进行监管，对上市公司控制新闻媒体报道的行为加以防范。目前媒体在竞争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法制尚未健全，加之凭借网络的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且发展革新较快，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对于媒体的监管更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因此，加强对上市公司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披露的监管，发挥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中介作用，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但案例研究的结果毕竟存在一定片面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并购的支付方式以及并购绩效的长短期影响均加以区分，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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