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族英雄叙事在抗战期间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较以往诸多历史时期更为系统、宏大。晚清各派知识分子怀揣不同政治愿景建构的两条民族英雄系谱，在抗战期间国难日亟的助推下逐渐走向融合。国家政府、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通过多元的书写形式将古代御侮将领及开国皇帝、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将领、参与抗战工作的妇女群体、或前线御敌或后方支援的普通百姓等群体纳入民族英雄叙事体系中，使民族英雄在该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新叙事体系下，人们将晚清国族观念下的两条风格迥异、泾渭分明的民族英雄系谱，融合成为唤醒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追求民族解放的新民族英雄系谱。 抗战期间民族英雄系谱下，以明代御侮英雄戚继光与郑成功为代表的一类民族英雄，因其抗击外辱的特定历史功绩与抗战时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凌虐的时代使命相契合，成为民族英雄系谱书写体系中独具特色的民族英雄群体。明清时期的戚继光与郑成功由于其突出的御侮历史功绩，被书写成为宣扬国威、忠于朝廷的御侮名将形象。进入近代以来，尤其在晚清民国初年，受国内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影响，原有的御侮名将形象的书写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变而逐渐被弱化，戚继光与郑成功逐渐以国族英雄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抗战时期，经过国家政府及人民大众多维度、多方面的系统建构，戚继光与郑成功形象逐渐过渡到指导、团结中国军民抗日的抗战英雄形象。 抗战期间戚继光、郑成功民族英雄书写体系下，其抗战英雄形象的内涵注重强调御外事迹对抗战动员的指导性作用、强调军事技能与治军之道对现代将领的启示作用、强调忠勇精神对全民爱国精神的培养与传承作用。而国家政府机关及人民大众对此内涵又有着不同的理解。官方话语下的戚继光与郑成功抗战英雄形象是国家与政府对国民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载体，而普通民众视野下的戚继光与郑成功抗战英雄形象则是人们对国家和军队积极投身抗日事业、早日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期望和诉求。 官方及民间通过戚继光与郑成功叙事建构起的抗战英雄形象，通过各种形式的再诠释，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传。文本话语的书写在戚继光与郑成功形象叙述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国家机关、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均参与戚郑文本的创作，流传的广度最为全面。艺术作品则通过诗歌创作、戏剧电影等方式，将戚继光与郑成功抗战英雄的形象融入人们的社交娱乐活动之中，运用声音、图像、灯光等可视物品制作更为饱满的人物形象，使戚郑二公的英雄形象更具体更深入人心，流传的深度较大。纪念空间的仪式感与庄严性更能增添人们对英雄形象的崇敬感，通过戚郑二公故居、纪念祠宇等空间场域的纪念与运用，将戚郑二公进一步推向英雄崇拜的神坛，以国家的高度落实其英雄的地位，使其英雄形象更具说服力与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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