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促进力量来自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2014年7月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4年11月宣布建立的丝路基金、2015年12月25日成立的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助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推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从制度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热点问题。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文章将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去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 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希望对我国 OFDI的区位选择做出理论指导。 在文章的理论研究部分，依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然后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接着整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制度化理论阐述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三类动因 OFDI的影响。基于以上的现状分析和理论分析，最后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四大制度层面的每个细分维度分别提出了相对应的的理论假说。 在文章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中国对全球63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首先进行整体检验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整体来看，由于中国 OFDI的“特殊性”仍有小规模的投资分布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偏好政治制度质量比较高、经济自由度高和法制法规比较完善、文化差异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接着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主要动机，依据东道国燃料、矿产品和金属出口之和占该国商品出口的百分比、东道国GDP、东道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三个指标将全部样本分成三类：第一类国家主要是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国家则是市场规模最大、科技指数较高的发达国家。最后依据三类不同样本，分类检验制度因素对中国三类动因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结论如下，对于资源寻求型OFDI，中国OFDI总体上偏好政治制度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对于市场寻求型OFDI来说，总体上偏好商业自由度高、贸易自由化度高和金融自由化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东道国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有利于跨国企业扩大规模；技术寻求型OFDI对制度的依赖比较弱。 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分别从企业和政府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应该提高中国企业对所投资区位的认识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和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明确自身投资动机，密切关注政府政策导向并对特定投资机会进行项目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借助政策性银行融资，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开展海外业务、拓展海外市场，转移过剩的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政府应加强国家制度建设，提升我国的制度质量，同时推进企业建立现代风险管理制度增强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预见能力、管理和控制能力；针对性地推动不同主体的跨国企业国际化；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机制，完善境外投资的风险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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