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环境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加速发展，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水污染物减排压力也进一步增加。因而，追踪结构转型期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工业和生活污染排放的影响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揭示该影响关系形成的驱动因素，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水环境管理由总量控制转为环境质量改善过程中亟待关注与探究的问题，同时也是实现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的现实需要。 本文从明确驱动作用、探究驱动变化规律、分析驱动机理三个层次，全面系统地解析上述问题，结合计量经济建模与指数分解方法技术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污染排放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种创新的视角。 首先，本研究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建立省级非平衡面板数据，从驱动关系的角度检验1993-2014年期间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工业、生活污染物排放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因果驱动关系。为了避免检验分析过程中出现违背假设条件而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偏误的情况，笔者采用了一系列检验方法，包括截面依赖性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逐步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工业、生活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氨氮（Ammonia Nitrogen, NH3-N）排放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双向的因果驱动关系，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水平的城镇化发展对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因果驱动效果。 其次，本研究选取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框架，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建立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参数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半参数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多角度地估计了2001-2014年期间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对COD、NH3-N排放量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工业和生活COD、NH3-N排放量的影响均呈现EKC变化规律。其中，工业COD和NH3-N排放量的EKC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GDP为18634元和19106元（以2000年--100的可比价），而生活COD和NH3-N排放量的EKC拐点均迟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EKC拐点。同时，我国城镇化与工业COD、生活COD和工业NH3-N排放量之间也存在EKC关系，但对生活NH3-N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单调线性增长关系。另外，城镇化可以使经济增长与COD排放量的EKC拐点前移，即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临界水平越过COD排放量变化的最高点，形成城镇化、经济增长促进COD减排的发展模式;但城镇化过程会加剧经济增长引起的生活NH3-N排放压力，导致经济增长与生活NH3-N排放量的EKC拐点后移。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人口总量和用水强度的增加也会引起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 最后，本研究基于对数指标分解方法分别构建工业污染物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量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考虑经济规模、城镇化、产业结构、技术发展的变化，分解分析我国不同工业产业、不同地区污染物排放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贡献。从工业部门层面分析，结果显示:2002-2012年期间，所有部门的工业经济规模效应对工业污染排放量增加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驱动贡献，而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累积贡献对工业污染物呈现较高的减排驱动作用;其中，工业COD和NH3-N排放变化效应最为显著的部门分别是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从区域层面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5年期间，我国经济规模效应对工业和生活COD、NH3-N排放量增加均具有较高的驱动贡献，但随着时间地推进，经济规模扩张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增加效应逐渐减小，但对生活污染排放的增加效应仍保持较高的贡献;城镇化效应对生活COD、NH3-N排放量也具有较高的增加驱动贡献;而产业结构效应对工业COD、NH3-N排放量具有较高的减排驱动贡献;水资源利用技术效应贡献相对有限，全国有一半地区的生活供水技术效应与工业循环用水技术效应分别对污染物减排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但大部分地区的节水技术效应对工业与生活污染排放量均产生了积极的减排驱动贡献;相比之下，污染物治理技术效应贡献相对较高，其中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效应具有较高的污染排放增加贡献，COD和NH3-N治理技术效应均具有较高的污染减排贡献。对比“十一五”期间的效应贡献，“十二五”期间技术减排效应均有所下降，其中NH3-N治理技术效应的下降幅度尤为显著，说明我国水资源利用技术与水污染治理技术发展滞缓，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水污染减排压力。综合不同影响效应及其贡献，本文分析总结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各地区工业和生活COD、NH3-N排放量增加或减少的关键驱动效应及其贡献占比，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结构调整与水资源利用等相关政策合理制定以及污染物减排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实际的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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