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在国内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桂林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一个安全居所，各界名人纷纷前来桂林，“桂林文化城”由此得名。桂林集聚了众多戏剧界名人，如欧阳予倩、田汉、焦菊隐、夏衍、熊佛西、杜宣等，戏剧活动空前繁荣。 1938年底，焦菊隐来到桂林，1941年10月离开，居住时间近三年。 桂林三年，焦菊隐举办了四次学术讲座，导演了十二部话剧和一个新歌剧，担任了三次演出顾问，改编了一部桂剧，翻译了一部著作。 桂林时期是焦菊隐戏剧导演生涯的开始。他不仅对戏剧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还对导演艺术进行了实践探索，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融入现代戏剧艺术，在总体上把现代戏剧的导演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把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焦菊隐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挖掘和整理的基础上，对焦菊隐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理论和导演实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焦菊隐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理论建树和戏剧导演成绩，以及桂林文化城对焦菊隐戏剧生涯的意义。 论文分成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了焦菊隐的生平、焦菊隐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活动内容和相关的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正文共三章。 第一章讨论焦菊隐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理论。桂林时期，焦菊隐撰写了《旧剧构成论》《旧剧新诂》《旧时的科班》《桂剧之整理与改进》《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等四十篇戏剧理论文章，主要涉及旧剧改革、新歌剧、桂剧改革等主题。这些戏剧理论文章主要阐述了焦菊隐关于旧剧改革的思想及其他对桂剧改革理论做出的贡献。其中，《旧剧构成论》一文是焦菊隐有关旧剧改革的重要理论文章，在该文中，焦菊隐对旧剧的利用、改良和创造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提出“拼字体系”这一概念。早在1935年，焦菊隐就于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中粗略提及“拼字体系”，但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焦菊隐将这一理论做了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作为“洋学生”的焦菊隐利用他所掌握的戏曲理论知识，由“反旧剧”到话剧向戏曲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了桂林旧剧改革的发展。桂林时期的焦菊隐不仅在旧剧改革领域有理论探讨，在话剧理论方面也有涉猎。这个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体系传入中国。而当时大多数中国戏剧家对于斯式体系的理解仅停留在表层，而忽略斯式体系的实践性，焦菊隐则不然，在《<刑>及其演出》《关于<雷雨>》两篇文章中焦菊隐详细地阐明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理论，还注重话剧实践，并将斯式体系融入他的话剧导演实践中，使斯坦尼斯拉夫基的戏剧理论在桂林的话剧舞台上有所实践。 第二章探讨焦菊隐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戏剧实践。桂林文化城时期是焦菊隐导演生涯的开端，焦菊隐导演的《一年间》《雷雨》《明末遗恨》《三兄弟》等话剧演出轰动了整个桂林，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对凝聚人心、积极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年间》是桂林戏剧界为《救亡日报》筹集基金而演出的一部话剧，演出非常成功，引起热烈反响，促进了西南地区人民一致抗战的决心。这是焦菊隐第一次导演话剧。之后，《雷雨》《明末遗恨》《三兄弟》的成功演出，使焦菊隐戏剧导演的形象得以定型。在戏剧导演实践中，焦菊隐不断总结导演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导演理论体系。 第三章讨论焦菊隐与桂林文化城的关系。一方面，焦菊隐为桂林文化城贡献了卓有建树的桂剧改革理论，培养了一批桂剧表演人才，导演了一批成功的戏剧作品，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升了桂林文化城抗战戏剧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桂林文化城是焦菊隐戏剧生涯的重要阶段，为焦菊隐的戏剧导演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舞台，使焦菊隐的戏剧理论获得了戏剧实践的有力支持，为焦菊隐后来更重要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部分提出，桂林文化城时期是焦菊隐戏剧生涯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戏剧理论还是在戏剧实践方面，焦菊隐皆有不俗的表现。正是因为桂林时期的丰厚积淀，为后来独树一帜的焦菊隐导演学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研究桂林时期的焦菊隐，不仅对焦菊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今研究焦菊隐导演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板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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