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之上，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法、跨学科研究法，以时间为主线，分专题进行写作，较为系统地论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赋税政策建立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以及乾嘉、道咸同、光宣三个时期赋税政策的具体执行与调整情况。大体而言，在北疆乌鲁木齐等郡县制统辖区，屯户只需负担单一的田赋，以促成清政府屯垦实边战略的施展；南疆各城村，清政府因俗而治采用伯克制度，其赋税政策是在准噶尔旧制的基础上，将内地一贯秉承的定额化法则与之巧妙结合，并辅之以蠲免政策，继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赋税体系。 在分析赋税政策的价值时，本文主要从两个视角出发，一是将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施展情况分开讨论，进一步得出中央与地方就赋税方面的互动，潜在着一种表里不一的假象，尤其关于南疆赋役矛盾的激发，除了伯克制度自身的缺陷外，长期以来，地方私自摊派成为扰累民众的最重要隐患。二是按赋税名目的差异建立各自的评价标准，以便更客观地分析不同阶段新疆赋税政策的实际效果。简而言之，乾嘉时期，新疆田赋的定额普遍低于内地较穷省份，杂赋征收却基本沿袭了准噶尔时期的赋税旧数，铜金方面甚至超出了之前的数额。迨至道咸同时期，由于中央力量在边地的松弛，新疆的赋税逐渐失控，清政府调适之后，为解决地方财政持续吃紧困境，新疆当局往往采取增税的方式予以缓解。光绪十年，以建省为核心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赋税混乱的情形得到了遏制，新疆的赋税制度方与内地真正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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