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报纸文艺副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桂林版《大公报》作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影响最大的报纸，开创了文学副刊《文艺》，以其特有的姿态参与了《大公报》辉煌历史的建构，有效地推动了抗战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文章以桂林版《文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和归纳分析等方法，旨在通过分析桂林版《文艺》内在的传播机制在桂林文化城这一特殊文化环境下与抗战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以此来探索报纸文艺副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在桂林文化城时期对抗战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对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所处的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文化生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随着我国文化中心的相继沦陷，桂林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汇集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各种文艺力量和组织机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大力开展文艺运动，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盛，桂林成为了西南的文化中心。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文学审查制度的出现，报纸的出版一度走向低潮，而桂林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为桂林版《文艺》的创刊提供了良好的传播环境。接着对“新记”《大公报》创办的文艺副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从中发现《大公报》文艺副刊随着编辑的思想而不断转变办刊理念，到了抗战时期，桂林版《文艺》也成为了桂林文化城中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阵地，为进步人士提供了文章报国的场所。其次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分析其桂林版《大公报》及其副刊《文艺》办刊理念的影响。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探析桂林版《文艺》的办刊理念和运行机制，《文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主要受到运行它的编辑以及组织的影响，桂林版《文艺》的编辑在《大公报》“文人办报”的媒介定位以及“四不”的办报方针下，始终坚持不偏不倚的办刊理念，积极发挥媒介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在坚守文学艺术性的同时，通过对创作主体和作品的选择，内容的舆论设置以及合理版面的编排，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有效地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对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说明报纸副刊在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中的独特意义和历史价值。本文旨在从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传播控制研究角度出发，从微观的层面具体分析桂林版《文艺》的传播机制，探讨报纸文艺副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下对抗战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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