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祀孔之礼起于春秋，成制于两汉，展于魏晋，盛在隋唐，宋明因故损益，延至清代两千余年，是儒家尊师传道的重要传统，汉武帝尊儒后亦为王朝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仪式，其典制变迁既有统治权术的政治考量，亦包含着深刻的文化信仰因素。 清代祀孔典制变迁继承了这一趋势。清廷于肇兴之初，基于“治统”合法性的考虑，采取祀孔尊儒之策略，与之相应，继承明制而“无制作”——不仅在祀典体系上，甚至在祀典的细微之处也模仿明制而不加更改。盛世之时，清代帝王们则“参汉酌金”——圣祖仿汉制巡视阙里，亲祀先师之时还以臣礼祀先师，三跪九叩，创东巡祀孔之制，开变革之始；世宗一朝全面提升，先有皇帝亲祀，开清代帝王丁祭亲祀之制度，后又改“幸学”为“诣学”，并追封先师五代王爵，再定“圣诞致斋，圣讳敬避”之制；高宗效法圣祖，先后八次巡视阙里亲祀先师，并在巡视热河等处时诣文庙释奠，另仿古制，修建辟雍，开视学新制，更定仪节，“崇德保功，超轶前代”，使清代祀孔典制全面革新，形成了不同于前朝的清代祀孔新礼，其规格、仪式“决非祠官之故事，曲台之旧文所可同年而语矣”“已隐寓升大祀之意”。而这一时期的创制、更定不仅是基于维护“治统”的权术所为，同样是由于清廷统治日久，汉化日深，儒家文化信仰逐渐确立，是清廷崇奉先师、尊奉“圣教”的结果，为信仰所系。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祀孔典制面临巨大挑战。祀孔之礼虽于典制上未有更迭，但施行渐废——亲祀举行的频率和所遣官员的级别上均无法与盛世等同，与此同时，仪节荒废、新制停止，各地文庙也年久失修、日渐残破。1905年废除科举，实际上是将学统之祀从制度上一并废除。但在此“天变道衰”之中，清廷仍力图以祀孔之礼来“昌明理学、发挥圣道”,1906年，清廷升格祀孔，使之终成大祀。其不仅是试图以“道统”拯救“治统”，亦有维护儒家信仰，抵御西学之意。但结果却是迫于国力衰驰与“道统”衰微，祀孔升格在人心失散之中饱受质疑，其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透过清代祀孔典制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清代祀孔典制之变迁延续历朝典制变迁之趋势，是权术与信仰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我们既要看到清廷基于政治考量去祀孔尊儒的一面，也不可忽略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汉化日深的清廷所逐渐确立的儒家信仰。这种儒家信仰的确立是满族与中原汉族不断接触、交流乃至1644年入主中原以后置身于汉族文化之中的必然结果。通过祀孔典制的变迁，我们可以切实的感受到儒家文化对清廷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清廷在长期统治过程中逐渐确立的对于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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