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轼纪行诗，可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纪行诗，指以记述行旅见闻为主，包括途中交游游历在内的所有诗作；狭义纪行诗，单指描述旅途状况的诗作，不含途次交游唱和之作。今检其诗集中，往来道路，可作广义纪行诗者，近七百六十首，占苏诗的近三分之一。这些诗作其广度与深度，基本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公私行旅生活的各个侧面，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均具有典型意义；特点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体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往往在与“居人”的对照下，凸显出诗人的“行人”身份。本文兹以苏轼广义纪行诗为研究对象。 第一章考察了苏轼纪行诗发生的背景、原因、分期，并对比了宋代着名文人的旅行情况。有宋一代，士大夫成为政治、文化的主体。铨选制度中磨勘法、差遣除授之制完善，在“员”与“阙”矛盾的背景下，常调地方官的任期缩短及不满任现象成为常态；同时以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的发达及其管理制度的完善，也为士大夫的行旅提供了便利。此外，馆驿与递铺分立，公使库专馈士大夫之官、罢任往来，民间私营逆旅的兴盛，寺院亦辟有待客之馆。苏轼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以两次入京——两次贬谪为界，其行旅亦可分为南行、签判凤翔、倅杭途中、倅杭行役、宦游东南、谪黄前後、南迁北归七个时期。除了山川风物之外，行旅对纪行诗的创作，在体裁与用韵上均有影响。与欧阳修、王安石、洪迈、陆游、范成大等相比，苏轼一生所历地方、诗作均较多。 第二章主要分三个部分研究行旅过程中的类型及内容。首先分析陆行与水行的不同，除介绍旅途中物候、饮食、风俗情况外，着重探讨陆行中的“过岭”与水行中的“过淮”、“渡海”。大庾岭与淮河分别代表了苏轼贬谪与仕宦生涯。其次研究行旅中的早发与夜行现象，因其时间的特殊性，给予诗人的触动亦有不同，对朝暮景致的描摹凸显了诗人体物之功与特定心境。最後通过分析岁时行旅的时间特殊性，探讨了岁时节令中的行旅给诗人的触动，并由此形成了深刻的记忆。 第三章主要讨论纪行诗的叙事性与人物描写艺术。叙事、写景为纪行诗的题中之义。叙事性除了体现在诗中具体事件的记录外，诗题与自注、引、序等同样提供了叙事功能，此外，尤可注意的是组诗的运用，除联章组诗叙事性之外，组诗亦体现了诗人心情的自我安顿过程。纪行诗中的老人、僧人等形象往往有诗人自我的投影，其他士子、商贾、市民、蛮夷等人物形象的描写可见诗人心境。此外，苏轼在行旅中的形象（他人眼中、自我形象）往往有特殊意义，且与一段行旅前後诗人的自我形象有延续性。 苏轼行旅的意义，涉及对个人的意义及文学史、文化史意义。其一为苏诗中关於行旅的回忆与想像（对过往行旅的回忆、对将至之地的想像多见於苏诗），回忆的触发或因重过某地，或因人、因物而感；其二为其行旅活动形成的集体回忆，苏轼经行之处与东道主人唱酬（次自己旧韵、次他人韵），时人、後人赓续前贤风雅，或同题吟咏，或次韵唱酬，从而使自己追慕前贤的活动有了文学意味。苏轼的行旅活动藉由其纪行诗歌与他人唱酬、追慕活动也有了长久的社会文化意义。 通过以上的研究，能够对苏轼的行旅及纪行诗创作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由此观照宋代士大夫的公私行旅情况，提供较史料更为丰富、生动可感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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