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文类》出现于元代中后期，是苏天爵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坚持搜集、整理、编排而成的文学选本，也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文选集。苏天爵以保存一代之文献为己任，其所编撰书籍在反映元代政治、文化以及文学审美风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前提之下，本论文以《元文类》作为个案，将之置于元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以认识元代中后期文坛生态的历史渊源，考察其在整个元代文学以及史学中的地位，此对厘清元代南北学术分野以及中后期的学术转向都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基于上述原因，文章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苏天爵与《元文类》的关系入手，探究苏天爵的家世渊源与其思想形成之间的联系，考索苏天爵的生平、交游对《元文类》成书之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文献秩序与人文维度的视角梳理《元文类》的版本刊行情况，认识其在参与知识生产和学术建构中的作用，并从中析出显性与隐性两条线索，对《元文类》的编撰体例从选人、选文、诗文配比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与认识。 第二章着眼于探讨《元文类》呈现出来的文学理念。苏天爵通过《元文类》的文献编排，展现出一种宏观的文学理念，使其超越单纯的文学文本，成为符合社会语境与政治语境的文化观念，是对儒家文道关系的追认与适当修正。《元文类》所收录的诗文一方面体现了上追风雅，渊源有自的特点，另一方面展现出了鲜明的社会功用价值。 第三章集中论述了《元文类》与元代南北学术转向的问题。苏天爵秉持儒家士人的经世致用的文献观念，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不纯粹是一种知识研究或人生信仰，更是儒家实现其“外王”理想的实用动机。《元文类》的编撰集中展示了元代前期到中期的南北学术发展历程。在延祐复科之前，读书人的仕进之路受阻，南方士人通过北游大都的方式求取功名，改变其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争取在政治以及文坛上的一席话语权，带动了南北学术的交流。而延祐之后科举改变了大批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加强了南北学术的融合，尤其是朱子之学成为学术主流，南北学术走向融合。苏天爵编选《元文类》，主动肩负起重建文统与道统的责任与使命，将其春秋笔法与现实关怀蕴含在这一选本之中，正是苏天爵“外王”儒学思想的体现。 第四章从元代中后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与苏天爵编撰《元文类》的理念入手，探求其史学思想的渊源，继而考察其史学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在蒙古地域统合与族群聚合的政治背景之下，士人需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朝正统的来源问题，即辽、金、宋三朝何为正统和当朝历史叙述中华夷关系的话语重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伴随王朝几十年的时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苏天爵生于斯世，以盛衰治道与典雅中正为史学指导，秉承了历代治史学者以历史为鉴、知盛衰治道的基本立场，在元中后期的史学构建和政治环境构建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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