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久以来，有关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对于电影文本形式研究与除“阿普三部曲”以外作品研究的空场性。而“加尔各答三部曲”（“The Calcutta Trilogy”）作为雷伊代表作，是雷伊在转向“城市探寻”之后的阶段性标杆作品，也是雷伊作者风格定型与成熟的体现。不同于早期经典的“阿普三部曲”（“The Apu Trilogy”）中诗意与宁静的风格，作为雷伊电影前中期创作流变的节点，自“加尔各答三部曲”之后的所有电影几乎全部为反映印度都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其影像美学逐步走向了类似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黑色电影”的风格。而在价值与精神追寻层面也由在苦难中追寻希望与理想，向城市与现代文明乐观迈进的主题基调斗转为“印度新城市?的道德和精神垮塌”，影片具有一种无法逃脱的焦虑与压抑情绪，形成了一种带有焦虑情绪特点的叙事。 在“加尔各答三部曲”中，雷伊通过三个方面投注情绪，建构影像的焦虑叙事：首先是空间焦虑，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雷伊在电影叙事“语式”上独特的情绪创造力——将美国20世纪40年代“黑色电影”的“受限空间”以及“调子情绪”的表现方式进行挪用，把空间压抑、破碎、封闭的特点传递出来。其次为个体与性别焦虑，雷伊通过对生活在城市当中新兴中产阶级的脸谱化塑造，将时代语境的复杂性，集体性的焦虑症候特点以及个人不同的焦虑面向融合进典型的人物当中，展现了一幅印度现代城市生活的众生相。最后，雷伊通过对加尔各答城市社会、阶级群体、家庭等方面的展现，传递了一种对整个印度国族文化与社会认同危机的焦虑。同时，通过对城市与乡村意象的对比来形成“文化怀乡”的价值取向，继而抵消这种焦虑感。 而本文以其后期创作的主命题——“城市探寻”的典型文本“加尔各答三部曲”（《森林中的日与夜》（Aranyer Din Ratr，1970）、《有限公司》（Seemabaddha，1971）、《仇敌》（Pratidwandi，1972））为研究对象，以叙事为切入视角，对其电影以及雷伊自身在创作中显露出的焦虑情绪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焦虑情绪在其电影文本中的表象特征、体现维度以及背后深层的历史与文化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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