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本研究拟在了解合同制护士抑郁、焦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情绪困扰（抑郁、焦虑）和情绪调节策略（正念水平、反刍思维、重新评价、表达抑制）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合同制护士抑郁焦虑的干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医院人力资源合理的管理及合同制护士心理健康维护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山东省济南市某两所三级甲等医院共抽取1120名合同制护士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简版正念能力量表（The Short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Capability，SIM-C）、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二分类logistic回归等方法。 结果： 1.本研究的合同制护士的年龄在20-4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7.4±4.06岁;以女性居多，共1073人，占比96.5％;从事医疗工作年限1-25年，平均年限5.30±4.60年;未婚护士居多，占比55.8％;第一学历以大专居多，共749人，占比67.1％，最高学历以本科居多，共847人，占比80.0％。 2.合同制护士抑郁平均得分为6.35±4.33分，焦虑平均得分为5.50±4.11分，抑郁阳性检出率为62.9％，焦虑阳性检出率为56.8％，抑郁和焦虑共存检出率为9.9％。合同制护士的抑郁得分在年龄、工作年限、班次、技术职称、吸烟和饮酒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他资料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合同制护士焦虑得分在婚姻状态、工作年限、班次、吸烟和饮酒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他资料上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3.合同制护士的抑郁得分与焦虑、反刍思维、表达抑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17-0.70，P＜0.01)，而与正念水平、重新评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16--0.46，P＜0.01)。焦虑得分与反刍思维、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r=0.14-0.63，P＜0.01），而与正念水平、重新评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15-0.39，P＜0.01）。 4.合同制护士的反刍思维(β=0.25，P＜0.001)和表达抑制(β=0.04，P＜0.05)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的发生，而重新评价（β=-0.07，P＜0.001）和正念水平(β=-0.18，P＜0.001)则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抑郁的发生。合同制护士的正念水平(OR=0.93，95％CI=0.88-0.97)和重新评价(OR=0.95，95％CI=0.92-0.98)都是出现抑郁的保护性因素，而护士的反刍思维(OR=1.18，95％CI=1.14-1.21)是其抑郁的危险因素。 5.合同制护士的反刍思维(β=0.23，P＜0.001)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焦虑的发生，而重新评价(β=-0.06，P＜0.001)和正念水平(β=-0.12，P＜0.001)能显著负向预测其焦虑的发生。医院护士的重新评价（OR=0.94，95％CI=0.91-0.98）是出现焦虑的保护性因素，而护士的反刍思维(OR=1.17，95％CI=1.13-1.20)是其焦虑的危险因素。 6.相比于无抑郁焦虑组，重新评价(OR=0.94，95％CI=0.89-0.99)是仅发生焦虑的保护因素，反刍思维(OR=1.16，95％CI=1.11-1.21)是仅发生焦虑的危险因素;正念水平(OR=0.92，95％CI=0.87-0.98)是仅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重新评价(OR=0.93，95％CI=0.88-0.97)是共存组的保护因素，反刍思维(OR=1.26，95％CI=1.21-1.31)是共存组的危险因素。 7.相比于仅发生抑郁组，反刍思维（OR=1.09，95％CI=1.04-1.13）是发生抑郁焦虑共存的危险因素;相比于仅发生焦虑组，反刍思维(OR=1.08，95％CI=1.03-1.14)是发生抑郁焦虑共存的危险因素。 结论： 1.合同制护士的抑郁、焦虑程度较高。 2.正念水平和重新评价均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而反刍思维是抑郁的危险因素。重新评价是焦虑的保护性因素，反刍思维是焦虑的危险因素。建议有抑郁的合同制护士采用正念和重新评价情绪调节策略，有焦虑的合同制护士采用重新评价情绪调节策略。 3.相比于健康组，仅抑郁组，仅焦虑组，反刍思维是共存组的危险因素，重新评价是共存组的保护因素。建议有抑郁焦虑共存的合同制护士采用重新评价情绪调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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