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新时期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构想。在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2000年加入WTO后“走出去”的双重外交政策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数量呈上升趋势。跨境并购事件依据其动机呈现两类分化的特征:一类为中国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国企业，立足于获取自然资源、财务资源等有形资产，提升企业内部经营效率而实施的并购交易，具有欧美国家传统型跨境并购的特征;另一类为中国企业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在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瞄准国际市场中的优质技术资源，逆向寻求战略资产的并购交易，该类并购突破传统型跨境并购模式，以跨境并购手段规避知识产权壁垒和国外政府的技术封锁，积极获取发达国家成熟公司的关键资产。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在政策推动开放与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仅仅从并购绩效等财务指标来评价交易不能够全面体现企业发展的长期潜力，更需要站在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创新作为切入点来评价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成效。跨境并购是一种帮助企业实现跨组织、跨国境间资源控制权获取、整合与所有权再分配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企业在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实现交易双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继而提升影响企业潜力的创新绩效。基于此，在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事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从知识基础理论、跳板理论、网络拓展理论等行为理论视角重点剖析企业在双重背景下两类跨境并购动因对企业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依据经验理论、认同机制、信号传递理论等探讨了内外部信息来源——企业内部的国际化经验及外部投资银行的参与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提出了本文的三个假设。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型并购动因的企业，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企业在并购后会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进而发现，在并购交易过程中，内外部信息显著地正向调节了企业跨境并购动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企业随着内部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其并购后创新绩效提升的表现会被进一步显著增强;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企业随着投资银行参与其并购交易，其并购后创新绩效提升的表现会被进一步显著增强;在进一步检验中，本文还依据主并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进行了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动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主并企业的不同所有权情境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所有权分组中并不显著。 跨境并购是中国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表现，从动因角度剖析跨境并购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境并购成功与否与并购经济创造价值方面，鲜有文献从创新活动的角度关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后果。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对外投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在“并购动因——企业并购行为——并购绩效”这一分析范式下，突破原有分析范式的微观视角，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面上探讨了企业跨境并购动因，跨境并购决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将两种动因下的跨境并购行为研究从侧重经济学后果视角延伸到可深入探究其过程机制的管理学视角，该研究结论是对原分析范式的一种补充，着重于跨境并购领域也是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关研究的进一步细化。第二，本文从企业内外部信息经验异质性的角度丰富了跨境并购动因对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本文将跨境并购视为一个高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行为，分别探究了企业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对跨境并购动因与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在理论层面为经验学习理论、金融机构的信号传递理论在跨境并购这一特定情境下的应用进行了有意义的补充，在实践层面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决策提供了中介机构的选聘参考与相关国际化经验积累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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