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6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吹响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号角.科技创新正是这场国家建设当中的重头戏,已有研究表明,科技已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自主创新能力又是科技进步的关键所在,企业正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其中,企业R&D投资已成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它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长期优势,甚至基业长青的有利保障.相关资料显示,美日欧企业的R&D支出一般占到销售额的4%—8%,高新技术(以下简称"高新")企业则高达15%以上,R&D已经成为推动欧美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而处于新兴市场和经济转型当中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唯有通过大力推进企业科技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可见,企业R&D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创造价值、提升自身生存能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活动. 同时,考虑到我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也有着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体的特殊政治制度,分析、理解企业所处的制度背景与环境如何作用于企业行为,又应成为现代公司研究的基础,特别是研究公司治理(Williamson,2000;夏立军和陈信元,2007).因此,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研究,仅仅简单的从企业微观层面去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还应特别关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政治因素,即企业的政治关系.遗漏对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考察势必会严重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并且,公司存在"政治关系"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政治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Faccio,2006).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中不少公司的董事,如董事长、总经理级董事会成员均由政府或国有控股股东委派,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而非国有企业1由于缺少"先天"优势,唯有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寻求保护企业利益的替代机制.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有动机利用其与政府的密切联系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侵犯(Johnson,McMillan and Woodruff,2002). 此外,会计信息充分且规范的披露也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2006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附注中的无形资产类别项披露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接着,证监会也在2007年12月28日下达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年报"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技术创新情况和研发投入. 同时,鉴于企业所处行业不同,企业的R&D投资强度必然存在差异,把研究范围限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科技部2008年4月14日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认定. 因此,本文基于公司的政治关系视角,探讨了公司R&D投资强度及其经济后果,证实了在我国处于新兴市场加转轨经济的双重制度背景下,公司的政治关系在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方面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发现:(1)在国有高新上市公司,公司建立的政治关系与公司R&D投资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高新上市公司,公司建立的政治关系与公司R&D投资强度的关系不显著.(2)在国有高新上市公司,公司R&D投资强度对公司业绩无影响;但在非国有高新上市公司,公司R&D投资强度却会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以上的研究发现证实了国有公司的政治关系确实对公司的R&D投资行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司的政治关系是通过对公司R&D投资这样的渠道间接影响公司业绩.其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依赖于公司经济主体的最终控制人属性.进一步印证了Shleifer and Vishny(1998)提出的"掠夺之手"理论——国有高新上市公司的R&D投资承担了政府所应承担的部分政府目标或社会目标,却未提升公司业绩,表明了政府在分配R&D资源后,对其完成政治任务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其可控制的公司来说,尽管与政府的关系有助于其获得更多R&D资源,而对其公司业绩提升却是无效. 本文紧扣当前制度背景,以企业R&D投资行为为起点,详细分析并论证了公司政治关系、企业R&D投资强度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突破了已有研究拘泥于政治关系与公司业绩、公司经营政策等方面,把视角从研究影响企业政策及其经济后果方面,转移到政治关系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或经济后果上,对公司"输入"与公司"输出"之间"黑匣子"展开了深入剖析,为进一步理解和诠释中国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双重时期政府与企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对公司投资行为起着促进作用,在国有高新公司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与现阶段我国的实情是相吻合的,这说明了政府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影响上存在着"选择性歧视",为了克服这种"歧视",规避"先天不足",非国有高新公司有动机去为了获取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关系资源而主动与政府建立关系.笔者建议,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应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完善支持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把非国有企业依赖的非正规机制逐渐引入补充到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必要时甚至立法,弱化公司建立政治关系的激励,引导公司尽量按照正常程序办事,为对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非国有企业的健康运行及发展保驾护航.在企业方面,企业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与安排是明智适宜的,尽管"关系"在当前或者不远的将来都很重要,但企业真正基业长青的法宝还是其核心竞争优势.在投资者方面,投资者应该结合制度背景,从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联系两个层面分析企业的行为,并且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行为、有政治关系的非国有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非国有企业行为,这势必会对投资者的投资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政治关系视角下的企业R&D投资强度及其经济后果,有助于从新的、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企业的R&D投资行为,解析上市公司政治关系与企业R&D投资强度的关系,探究影响企业R&D投资强度背后深层次的因素,为投资者全方位理解企业R&D投资实质起到促进作用.该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和研究贡献在于: (1)研究视角的新意.公司R&D投资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影响公司R&D投资行为的因素和企业特征,鲜有基于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的特殊制度背景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是国内率先将公司R&D投资行为从公司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探讨其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2)数据选用上的考究.尽管公司是R&D投资行为的主体,但公司R&D投资行为方面的状况却因数据的不规范性以及搜集工作的困难性而被研究者们较少关注,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借助宏观层面的相关统计数据来探究R&D,从公司微观层面财务数据探究公司R&D行为的研究较少,因而,本文在考虑了2001年会计准则、2006年新会计准则和证监会对R&D支出披露的规定后,确认了R&D支出金额的筛选标准,借助中国资本市场上披露的财务数据,通过手工翻阅年报收集相关数据,从而为后续相关公司R&D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3)研究结论有新突破.本文当中,不仅发现了国有公司建立的政治关系确实对国有高新公司R&D投资有着正面的影响作用,但对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却发现"掠夺之手"仍萦绕在国有公司当中,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缘故,公司与政府或政府人员建立政治关系获取有益于公司发展资源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为政府或政府人员分忧解难的任务.而在非国有高新公司方面,公司建立的政治关系对其R&D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公司R&D投资却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这与国有高新公司研究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洞悉和理解公司政治关系、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经济后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有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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