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还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生产率及技术水平不够高，产业转型势在必行，而这些改革与FDI的产业分布是密切相关的。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FDI的总额高达1262亿美元，它已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重视并高效使用有限的FDI是当前的明智之举，这样不仅可以完善中国的生产技术，还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在现实中，不同来源地FDI在投资额、投资方向、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且受要素成本、交通状况、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区位分布也存在极大的差异。因而，分区位考察各个来源地FDI对中国东中西部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探究实际作用效果及内在原因，借以提出适用于每个区位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外资政策，以求释放出更大的政策红利。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综述，从FDI来源地角度出发，探究其对中国东中西部产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效果。文章首先分析了FDI对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及实际路径，并对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做出了描述性统计分析。随后，利用AIS、RIS指标来衡量中国产业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本文将FDI分为来自港澳台（HMT）、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JKS）、来自美国（US）、来自其他地区（OFI），构建了各个来源地FDI对中国东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作用效果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定量研究了这些地区FDI对产业优化的实际作用效果。 实证分析表明，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三大区位产业转型的作用效果表现出极大差异。就产业结构高级化（AIS）而言，来自中国港澳台的FDI会抑制中国三大区位的AIS水平；来自美国的FDI则均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来自日韩新地区的FDI对东西部产生抑制作用，对中部地区则是推动作用。就产业结构合理化（RIS）而言，来自中国港澳台的FDI会提升中国各区位的RIS水平；来自美国的FDI对中国各区位的RIS造成抑制结果；来自日韩新地区的FDI对中国东中部的RIS产生抑制效果，对西部则产生推动效果。基于实证结论，论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优化FDI的行业投向及区位分布；（2）优化FDI来源地分布；（3）充分挖掘FDI带来的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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