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西北边防统兵职官及军事决策在“平时”状态下呈现出了一定的权力演变特征，在“战时”运行中暴露出了诸多弊病。北宋初年，在王朝统一进程中，节度使逐渐向虚职转化，都部署边防统兵机制日益凸显。太平兴国四年以后，边防开始大规模设置了都部署。雍熙北伐后确立都部署、钤辖、都监、监押、巡检的边防统兵体制，同时形成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理念，其边防军事决策权也呈现出由节度使向都部署削弱和转移的过程。宋廷以澶渊之盟为契机，开始削弱都部署统兵权力，仁宗朝文臣经略安抚使在宋夏边境已经成为超越武将都部署的统兵主帅。神宗推行将兵法以前，缘边经略使统兵外出时，副总管可负责节制兵马制定决策。推行将兵法以后，副总管兼将，明确了统兵事权，却削弱了其决策之权。元祐时期，都、副总管共同商议军政制定决策，扩大了武将副总管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崇宁四年为加强边防控御力度，置四辅郡，武将都、副总管统兵与军事决策权有逐步加强的趋势。金兵攻陷太原以后，文臣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崩溃，自北宋中期消亡的武将都总管体制得以重新确立。宋初钤辖、巡检有独立的统兵和军事决策权。都监在真宗时期的军事监察职能走向衰微，监押的地位虽低，但仍可参与到边防层级的决策会议之中。 在“战时”运行中，中央与边防不同层面的军事决策，在战争演进中的决策、执行及互动皆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夏州之战中，中央存在延误战机、军事决策失误、其后又急于出兵的问题。在灵州之战爆发以后，中央未能及时做出军事决策，边防都部署改变中央军事决策的做法，虽符合缘边的地理形势，但边防五路大军却出现配合不力、策应不灵的弊病。宋真宗朝关于灵州守弃的争论导致军事决策迟缓，灵州失陷。在延州之战中，宋朝中央轻视军情，并没有发挥制定最高军事决策的作用，中央与缘边经略安抚使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在好水川之战前，中央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元昊却先发制人发动战争。韩琦临敌决策，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泾原路镇戎军的兵马，并驾驭泾原路诸将，指挥不灵，因贪功轻进致败。在定川寨之战前，宋朝中央忙于处理契丹渝盟问题，元昊趁机发动定川寨之战。副都部署葛怀敏否决了经略安抚使王沿在战前制定的诱敌深入的军事决策。而元昊则反客为主，坐镇定川寨，包围葛怀敏。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地位得到重塑与提高。绍述时期相权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呈现出走向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战时状态下，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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