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2—1924年间，中英双方就威海卫收回问题展开交涉。此时的威海卫已经具备了理论和法律上的收回条件，亟待收回。但是，英国却提出“有条件归还”，而威海卫交涉督办梁如浩又拟同意英国的条件，这就触及了山东人在主权上的敏感点。加之山东省内民族情绪激荡、国民外交运动高涨，山东人便对此事产生了争议。 这场争议的双方是大部分山东人和陈干。双方争议的两个重点问题在于：是否坚持将威海卫无条件收回和惩撤经办人梁如浩。大部分山东人坚持认为，应该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否则宁作悬案；并且梁如浩在交涉中不能坚持底线，实为卖国之罪人，应请政府早日惩处。而曾参与过青岛交涉的陈干却以为，此事应该“得了则了”，将威海卫尽早收回，以免威海卫再蹈青岛之失；且梁如浩的交涉尚有可取之处。此外，国内其他力量也十分关注威海卫交还情况，他们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大多数山东人的意见基本一致，但由于各方立场不同，其态度又有差异之处。 山东人对“威案”相关问题的争议，既是1920年代国民外交运动的一部分，又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因此，它带有国民外交发展中的某些特点，如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民众在争议中对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参与运动的民众群体愈加广泛等。当然，这场争议有利亦有弊：他们在收回威海卫时的各项活动，成功地给政府施加了舆论压力，其所作努力体现了山东人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爱国情怀，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威海卫的交还成为悬案，虽是因英国有意拖延，但与山东人在此事上的不断争议和民意施压也难脱关系。威海卫成了青岛第二，主权徒让英国七年，留下一段外交伤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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