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一般认为以建安为开端的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任何新事物的形成都有其逐步积累酝酿的过程，“文学自觉”亦非突如其来。读了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的抒情言志赋我发现，士人的自觉意识早在西汉后期就初露端倪，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士人的这种意识一直在不断发展着。本文就是要以现代人的眼光客观地对这一时期的抒情言志赋进行评价，从而真正的认识它在中国古代赋史上的地位、意义。 本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西汉末年的抒情言志赋思想内容上的变化及其成因。到了西汉末年，外戚幸臣相继专权，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皇权大为削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批与汉大赋相异的抒情言志赋。这类赋少了汉初士人的积极用仕之心，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远身避祸，在这部分赋作中已初露士人的自觉意识。 第二部分，考察东汉初期抒情言志赋思想内容上的变化及其成因。光武帝特别注意对大臣防范，谨固谦恭的作风成为此期士风的特征。在此政治形势下，班固一边作《两都赋》这样的体物大赋来颂扬光武帝的功绩，一边又作《幽通赋》和《答宾戏》这样的抒情言志赋来抒发士人被皇权压抑的苦闷和不满，他是那一时期士人的典型代表。赋作中的游仙思想和以著述立言为自己志向等内容是士人自我觉醒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部分，考察东汉中叶抒情言志赋思想内容上的变化及其成因。东汉中叶国家政权渐为外戚、宦官及其党羽所把持。士人则为挽救皇权而与外戚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但终于由于对立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抗拒。对政治的极度失望，使这部分士人产生了归隐的思想。这一时期士人的自觉意识己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第四部分，考察东汉末期抒情言志赋思想内容上的变化及其成因。东汉末期恶化的现实形势(党锢之祸)使士人对皇权极度失望。此期部分赋作区别于东汉初、中叶的显著特征是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但却独少担待天下忧患的情怀。另一部分赋作则流露出了对政治的绝望心态而导致的士人对皇权的疏离、对时俗的替惕、远身避祸的思想，这为魏晋自觉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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