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作为经典文献，历来被誉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其与《诗经》等其他经典的阐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论语》中包含着“思无邪”、“兴、观、群、怨”等众多经典命题，对于《诗经》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历代学者也多是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阐释来生发其《诗》学思想的。因此，研究历代学者在《论语》解读中蕴涵的《诗》学思想也应当成为《诗经》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宋代，《论语》更是备受推崇，部分学者认为《论语》等“四书”乃是学好“六经”的基础。作为经学革新发展的转折点，宋代《诗经》学的发展与《论语》学的关系也愈发紧密。本文即主要以宋代学者《论语》著述中对相关《诗》学命题的阐释为研究对象，通过专题研究，试图了解其阐释的流变及特点，进而探讨其对宋代《诗经》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以期能够反映出宋代学者对《诗经》的认识、接受与应用更为细致具体的情况，为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研究宋代学者对“思无邪”的阐释，进而讨论其对宋代《诗》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篇的整体概括，宋代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不同的阐释反映了不同的《诗》学理念，如宋代部分学者对《毛诗序》、孔子删诗说的认同与否，与其对“思无邪”的阐释密切相关。此外，对《诗经》作者、功用等问题也多有涉及。概而言之，“思无邪”对宋代学者解读《诗经》具有纲领性作用。 第二章主要研究宋代学者对“兴、观、群、怨”的阐释。“兴、观、群、怨”一说历来被视为对《诗经》功用的概括，本章节通过对比前代学者对这四个功用的认识，对宋代学者的阐释特点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发现宋代学者多以“情性”论《诗》，而其注重发挥《诗经》修心养性道德教化作用的缘起多与他们对“兴、观、群、怨”的理解相关。 第三章主要研究宋代学者对《关雎》的解读。《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及《关雎》，宋代学者以其为依据分别从《关雎》之义、《关雎》之声，或兼顾声与义三个角度对孔子之语进行了阐释，体现了对《关雎》的不同认识。此外，郑樵、程大昌、王质等学者根据《论语》中孔子论《关雎》之语，重新以乐论《诗》，探讨《诗》乐关系，这也成为宋代《诗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章主要对宋代学者在阐释《论语》中的《诗》学命题时呈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宋代经典的诠释注重义理的阐发，学者在阐释相关《诗》学命题时，呈现出以“情性”论《诗》的特点，且强调“情性之正”，注重其修心养性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不仅与宋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情况相关，同时与《四书》学的兴盛也密切相关。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