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尽管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经历让施米特备受争议，但是晚近半个世纪以来，施米特作为与博丹、霍布斯相提并论的主权思想家以及“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的形象都已被广为接受。作为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施米特的研究视野常常突破实证主义法学的框架和限制，侵入到诸如文学和历史的领域。 《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是施米特讨论主权和欧洲公法问题的独特作品，同时也是施米特与另一位20世纪重要德语思想家本雅明对话的延迟回应。在魏玛时期，施米特与本雅明就已经开启了隐匿的对话。在这一阶段，经由《论专政》到《政治的神学》两部作品，施米特确立了自己的主权理论。针对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中提出的“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书中做出了批判。在这本著作中，本雅明认为悲剧的对象是英雄时代的神话，而悲苦剧的对象是历史。本雅明进一步表明：在巴洛克悲苦剧中，君主（主权者）是历史的代表，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恰好是巴洛克历史舞台上忧郁君王的典型代表，因其优柔寡断而并没有决断例外状态的能力。 在第三帝国时期，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与帝国政治的殉道者保持着天然的距离，同时，施米特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主权的国际法方向，因此直到二战后施米特才重新回应本雅明的批判。与本雅明将《哈姆雷特》定位为悲苦剧不同，施米特认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的历史现实和政治紧张侵入到戏剧中，使得舞台上呈现出哈姆雷特—詹姆斯国王的双重形象，也使《哈姆雷特》被提升为悲剧。施米特进一步表明，本雅明未能准确把握《哈姆雷特》悲剧，就在于没有理解莎士比亚时代依然清晰可见、呈现为公共性的主权形象。 通过将《哈姆雷特》解释为悲剧，施米特表明哈姆雷特虽然不是上古时期悲剧里的神话人物，但是这一人物在历史中产生了神话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优柔寡断的詹姆斯国王面临的紧急状态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决断”，最终形成了斯图亚特家族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施米特认为，本雅明没有能够准确定位莎士比亚悲剧与巴洛克悲苦剧的区别，实质上是没有能够理解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野蛮”同17世纪欧洲大陆主权国家的“政治”之间的对立。斯图亚特家族悲剧之后英国远离欧洲大陆的“利维坦国家”，走向“自由而无根”的海洋，从而开启了四个世纪以来欧洲的“陆地—海洋”框架下的大地法秩序。正是通过位于欧洲精神分裂起源之处的哈姆雷特—斯图亚特家族神话，施米特看到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对二十世纪传统主权国家和欧洲公法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哈姆雷特》悲剧与传统主权国家和欧洲公法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施米特作为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也是在时代历史的特殊处境下经历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优柔寡断的神话人物哈姆雷特身上，也影射出一代欧洲“知识精英”的特殊历史处境和命运。本文意图通过关注施米特对文学史上著名悲剧以及神话人物的解释，揭示施米特对传统主权国家以及欧洲公法命运的深邃思考，也更深入地呈现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的个人悲剧性命运。 本文主要由引文、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施米特在魏玛时期的《论专政》和《政治的神学》两部作品，勾勒施米特早期所确立的主权理论。另外介绍施米特与本雅明两人在魏玛早期开启的隐匿对话，重点讨论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通过将《哈姆雷特》戏剧确立为“悲苦剧”而完成的对施米特主权理论的批判。 第二部分阐述二战后施米特重新回到本雅明对自己的主权批判问题，重点介绍施米特通过识别出哈姆雷特形象背后的历史现实，从而将《哈姆雷特》定位为悲剧。施米特认为，詹姆斯国王-斯图亚特家族的悲剧通过“哈姆雷特”面具侵入戏剧，使得《哈姆雷特》中的主权形象呈现出特殊性。另一方面，通过追溯悲剧的起源问题，可以将哈姆雷特神话与政治统一体的主权决断意志相联系。 第三部分重点探讨斯图亚特家族悲剧之后英国远离欧洲大陆的“利维坦国家”，走向“自由而无根”的海洋，从而开启了欧洲的“陆地—海洋”大地法秩序，最终对四个世纪以来传统主权国家和欧洲公法的命运产生了持久影响。 第四部分探讨哈姆雷特神话与欧洲公法的历史命运相联系，而作为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施米特也是在这一历史的特殊处境下经历了个人的政治悲剧。施米特在哈姆雷特神话身上看到了欧洲“知识精英”的历史处境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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