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具有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意义。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重要象征受到沉重打击，各地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地方政治、社会等密切关联，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潮汕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海洋文化传统为当地美北浸礼会传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美北浸礼会采取教育宣教等传教策略，迎合了当时潮汕社会对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需求。得益于二者的互动，美北浸礼会在潮汕迅速发展，并且逐渐与当地社会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既为美北浸礼会事业的顺利发展带来便利，同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紧张累积下来，为20世纪20年代潮汕的非基督教运动积蓄了能量。潮汕地区的非基督教运动受到地方政治力量的推动。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潮汕非基督教运动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整个运动显得尤为活跃。 美北浸礼会通过教育等世俗工作与潮汕社会所建立起的广泛联系，使得传教士与中国信众、学生等之间并非单纯的宗教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各个群体在运动中的立场和表现呈现很大的差异。很难简单地认定，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后中外双方即决然地走向势不两立的对立局面。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人，传教士与学生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非基督教运动中，教会学生群体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感受。部分学生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也有部分学生的表现比较消极，还有许多学生持不反教的态度。虽然学生是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运动方向的决定者。真正起作用的是党派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以及国民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对于女传教士而言，非基督教运动只是她们传教士生涯中的一段经历。非基督教运动虽对她们有所冲击，但是冲击的烈度并不高。相比之下，以喜理文为代表的男传教士对于这场运动则更为关注。为了摆脱非基督教运动所带来的困境，喜理文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中外双方平等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条约。该解决方案虽然不可能对政治运作尤其是国民政府的修约运动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但作为传教士对中国民族主义尤其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反省个案，仍有意义之所在。当然，喜理文的方案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时局的应对层面，并没能跳出宣教学思考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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