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又译作托尼·贝内特，托尼·本奈特或托尼·班尼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一位在当代语境中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中勇于突破和转型的创新者。本尼特承继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追求，站在重视理论实践的批评传统之上，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主义的虚假性，对文学和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从而建构了极具后现代感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开辟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范式，成为欧美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位学者。 “文学”或“文化”是社会问题表征的场域，是充斥着排斥和差异的场域，英国文化研究普遍都把“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不同的文化实践领域探寻不同阶层的差异和排斥，以及致使这些差异和排斥形成的意识形态、制度等的支配性力量的存在，因而英国的文化研究总是带有明显的文化政治特征，本尼特的批评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本尼特的批评重视的并不只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认知机制，而是这一认知机制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及怎样的技术向人们自我治理的转换，在本尼特看来，这些文化机构及展示技术使文化功能倍增，与社会其它力量结合成为社会变革和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文学、文化因而具有特殊的政治理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本尼特著作进行归类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和关键词分析的研究方法，纵向梳理和论证了本尼特批评理论的“介入”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内涵及介入实践，归纳出本尼特批评理论的主要特点；横向比较和分析了本尼特的批评在文化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及贡献，客观评价了本尼特批评理论的启示及局限。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了本尼特及其批评思想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对其学术背景和理论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了梳理。本尼特作为“介入”的批评理论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生运动及国内政治运动的爆发，伴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理想的幻灭，马克思主义信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充满了焦虑和担忧，他们期待通过考察某些文化现象的历史与变迁（如本尼特对博物馆政治的分析），试图对社会现存的矛盾进行合理的解释，希望提出可行的建设性方案。另外，本尼特介入式批评也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相关。50年代起，英国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开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困扰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范式之争中不能自拔，随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治理性理论相继进入学人的视野，很多学者包括本尼特开始思索一条突破的道路。本尼特不仅继承了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威廉斯等人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而且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深化与转折。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就将跨学科性作为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但他们坚决反对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而本尼特则主张文化研究只有获得体制的保障和学科化的地位才能获得长远发展。因而，本尼特的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机制、文化政策的还原和梳理，并且通过对当下社会文化实践现状的分析突出文化批评的功用。 第二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从马克思思想到后马克思主义为源流的本尼特批评理论的思想谱系。首先，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和文化观是本尼特的最根本的思想来源。本尼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有着浓烈的介入社会的实践情怀。他坚持构建文化与变革社会的追求，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场上理解文学和文化，将文化与人们的的生活方式链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与社会生活联系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文学不是单一地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不是形而上的僵死的不变的范畴，而是介入到社会进程的流动的变化中的不断被建构的多种场域的关系。 其次，本尼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对话。本尼特的批评理论深受葛兰西和福柯的影响。通过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视角，本尼特放弃了对通俗文学二元对立式的评价，既没有将其看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没有将其看作普通人们“反抗”思想的表达，而是将其看做社会中各种集团意识形态较量和斗争的场域，文学、文化始终是一个流动的领域。通过福柯的权力观和治理视角，从特殊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社会、政府与文化、知识分子与政府等各个场域下物质和权力分配的关系，进行的是一种多功用多视角的文学研究。文学有多种功用，不仅可以变成治理的手段，还可以站在治理之外，作为纯粹自由的领域，作为批判的源泉，而且可以以文化实践的多种途径成为建构普通人生活方式的资源，本尼特因此建构了文化的治理理性。他从文化研究的维度引入文化政策考量，关注文化运行的机制，通过对博物馆和监狱等社会机构的比较，透析当代文化联合体（culture complex）对人的教化的政治理性；同时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实践与批判立场，推崇能结合社会现实实现批判与实践双重功能的知识分子。 再次，本尼特是一个后学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进行了重新反思，同时对形式主义也重新进行了考察，对机械的文本形而上学进行了反驳。但是本尼特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仅仅通过借鉴形式主义的成就可以完全摆脱困境，只有通过“向后转”（walking backward into future）的方式，利用“后”学语境中的各种思想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因此，本尼特特别注重文学、文化的历史化和政治化过程。 第三部分，对本尼特“介入”的批评观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体阐释。首先，分析本尼特的介入式批评观。文学批评是本尼特文化批评的起点。本尼特特别重视阅读型构（reading formation，又译为“解读模式”），及如何型构---“生产性激活”（productively activation）的作用，文本与读者都是等待阅读激活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批评所要做的将文本放人到不同的路径当中去---放入到不同的阅读型构当中，使不同的文本对不同的读者敞开，从而产生不同的批评文本---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实际目标。批评就是要介人到文本激活、接受激活的社会进程中去，将他们重新放入到新的、不同的阅读型构中，通过修正其中的某些倾向来使得文本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发挥各类文本的社会型构的意义。本尼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研究对象是“阅读型构”，“阅读型构”作为一种介入，关注的是读者和文本的关系。“为读者”生产文本、话语和制度条件，可以说一种接受批评。但本尼特深化了接受批评，他借用马歇雷的“生产性激活”的概念，认为批评就是“生产性激活”，使文本和读者都以某种方式行动起来，生产和再生产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使文学、文化发挥其社会功用。本尼特借助巴赫金历史诗学的批评方法激活了“形式主义的财产”，从共时性向度来研究文本，但文本不再是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和处所，而是文学与社会的广泛接合。本尼特更关注的是文本的生成，即使文本成为这个或那个文本的条件---“文学性”、“文化性”的问题。这个条件对形式主义者来说是----艺术家对材料特有的加工和改造，而对本尼特来说，这一条件是话语和制度的具体的现实条件。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和效用随其在文本体系中的位置变化而变化，文学批评必须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结，批评对文本的作用也会影响文本的接受。本尼特强调文学、文化与现实生活，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制度的联系，使其与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想脱离，他追问的不是“文学是什么”，“文化是什么”，而是其中“什么被写入”、“如何被写入”、“写入之后的效应”的社会进程，其批评理论也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其次，分析本尼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本尼特的文化批评没有局限于对文化定义的考辨，而是在日常文化实践的场域中分析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其“介入”的实践向度是指向文化管理与自我管治的。他的日常生活批评理论意于将身体与社会链接。“习惯”与“重复”也可以看作积极的因素发挥作用，可被调用作自我管理的一种机制。本尼特吸收了布迪厄关于“惯习”的研究成果，也采用了布迪厄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但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对布迪厄来说，“惯习”意味着区分，而在本尼特这里，“惯习”不仅仅意味着区分，而且还意味着文化上的整合及主体消除差异自我管治的社会进程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本尼特认为，依赖“惯习”，使文化成为惯习，主体的生存美学才更容易实现。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各类权力文本才能建立一个接合的异质空间，社会变革的力量就隐藏于此，社会和谐的动力也隐藏于此。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治理”理论对本尼特的重大影响。但本尼特认为福柯更擅长对特别的知识（savoires）的结果进行理论说明，因而他又采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说明这些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机构设置中通过各类专家、研究者的工作实践被转化成特定的技术形式。本尼特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实践性重新进行了界定，发展了葛兰西“有机型知识分子”的定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可以站在体制之外而且可以站在体制之内做一些行之有效的事情，也因此本尼特也大大扩展了知识分子的范围。 再次，分析本尼特关于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以介入为视角，本尼特认为文化研究具有语用学属性，要介入社会现实。与伯明翰学派不同的是，本尼特认为文化研究是分析和研究使文化具有“文化性”的制度的、机构的、政策等的社会条件，是围绕阶级、种族、性别开展的文化与权力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积极介入；文化和社会是通过各种机制（mechanisms）相连的,如果文化研究忽视对这些机制的研究，那么文化研究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藩篱。另外，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其介入性不仅仅表现在教室里对知识的传播和对主体的塑造，而且表现在其进行的对大众具体的文化实践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也表明通过文化研究可以实现对其他学科的有效介入，文化研究跨越了学科界限，使文化研究成为一个各学科“信息交流”的场域，本尼特无意消解边界，而意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之间打开新的结合点。也就是说，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意在建构世界，帮助人们建构在经验世界中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转换世界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本尼特的批评观与当代批评理论的对话以及本尼特的批评理论对当代批评理论建设的贡献。首先，本尼特的“介入”批评使批评的视点发生了转移，一方面，本尼特秉承“人—技”互动的立场实现了批评的技术转向。电视、电影、博物馆景观等被看作一系列社会的实体和手段，它在技术层面使文化与社会链接，使身体与权力接合，与其他社会实践场域相互作用指向主体的“自我管治”，也就是说，这些机制和中介环节是人们“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尼特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辩证法的坚持是不彻底的，他更多地关注“技”对人施加的影响，而对主体的能动性则关注不够，实际上，在“技术”之下，主体的能动反映是多样的，“自我管治”只是其中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已。另一方面，面对文学现时代发展的剧变，当下的大多数批评理论仍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问题，进而又回到文学本身，旨在发展一种关于文学形态变化、文化传播的理论。本尼特则相反，他以文学生产和消费为起点去研究文学文本，批评没有返回到文本自身，而是介入到广阔的物质的、制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搭建文化与社会的动态接合，从而真正实现了批评的消费转向。 其次，本尼特的“介入”批评重构了批评的对象，文本不再作为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而是作为行动，文本只是产生效应的基地；作为历史化的文本，文本与历史互补，批评须透视历史，既具有历史维度又兼具现实维度；作为文化资源，文学以何种形式被人们阅读和接受，各种文化实践以何种形式改变接受主体，以及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涉及资源配置问题。最后，本尼特的批评还实现了批评方法的革命。本尼特不仅吸取和采用了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将文本作为区分而且他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区分其实没有像布迪厄研究的那样泾渭分明，其实差异在大多数文化实践方面没有那么明显，文本更多地是作为整合在人们的自我管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部分，在对本尼特文化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对本尼特批评思想的突破及局限之处进行了总结。本尼特的批评直面文化的危机，走出资产阶级美学的藩篱，激活了国家的治理作用。很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会陷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拓扑学，认为意识形态高高在上，表征着经济基础，一定的意识形态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与社会也只呈现为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因素操控着一切，批评必须始终围绕着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反映和被反映的二元对立展开。本尼特则提出了一个可替代的分析逻辑，去识别社会和历史分析特定的部署模式的前提和内在缺陷，并根据这些来解释文本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也即文本在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其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在“介入”观念下逃离了文化与社会的拓扑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他以“介入”为出发点将文学与社会、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理论视角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其理论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在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失去了葛兰西“有机型知识分子”与群众斗争的亲密性，他的批评理论表现出的对机制的迷恋、对实用和实效的追求，显露出他“自上而下”建构社会和谐的美好理想，其研究中的“管治”性理论也大大降低了其批评理论的社会批判性。 结语部分，论文将本尼特的批评理论及政治诉求概括为“介入”的立场和宗旨，这种介入式的批评观重新焕发了文化与权力的新型关系。本文以“介入”为关键词分析其理论及理论特色，描述本尼特是为何和如何站在福柯视域下实现马克思批评理论的政治化和历史化途径；在文学与社会现实链接的基础上其“介入”的文学理论如何发生和运作，其意义又何在。对本尼特来说，是批评激活了文学和文化，使文学、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是批评激活了文化制度、组织及机构、知识分子，使其推动文学、文化发挥其建构社会的；是批评激活受众参与接受政府的治理和自我的治理。本尼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考量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不仅扬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和本质主义主张，建构了以反本质主义为特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这是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当下文艺实践现状危机重重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文艺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新反思与新探索的表现之一。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反思，努力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创新精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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