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灾难”是一种意义，在集体的灾难记忆中，灾难是集体就历史事件达成的共识。集体的“灾难记忆”依赖媒体对灾难的记忆，而媒体对灾难的记忆具有一定的建构作用。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2009-2019年每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纪念报道文本进行分析，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人民日报》对汶川地震表层记忆的建构、《人民日报》对汶川地震深层记忆的建构以及媒体建构灾难记忆的效果。 首先，媒体通过“报道数量”“报道版次”“报道体裁”等建构媒体对灾难的表层记忆，通过报道数量引导公众进行重要性的直觉判断；通过报道版次可以发现媒体以议程设置的功能进行“共识设计”；通过报道体裁来丰富灾难的内涵，运用多种体裁触发公众关于灾难的记忆与情感，从而引起共鸣并达成共识。 其次，媒体透过“表层记忆”进入“深层记忆”的建构，通常来讲“深层记忆”也具有一般“表征”与“模式”。深层记忆的一般表征是通过“词语”“图片”等进行记忆。深层记忆的一般模式主要通过“周年化记忆”“专题化记忆”“阶段化记忆”来实现。“周年化记忆”是媒体纪念的一种常态操演行为；“专题化记忆”通过“专题报道”“特刊”的设置能够增强媒体记忆的深度；“阶段化记忆”是媒体对抗灾、救灾、重建、防灾的阶段记忆内容分段十分明显。媒体深层记忆的一般表征是“陈述性记忆”的呈现，一般模式是媒体“程序性记忆”的体现，陈述性记忆引导社会公众对灾难的共同认识，程序性记忆深化公众对灾难的共同认识。 通过对《人民日报》汶川地震纪念报道文本分析发现，媒体建构灾难记忆的效果有两个角度：“对位塑造”与“层次影响”。其中，“对位塑造”主要表现为：灾难的“创伤记忆”塑造“悲痛共识”、灾区的“重建记忆”塑造“再生共识”、灾后的“防灾记忆”塑造“减灾共识”。从层次影响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对个体产生的“生命共识”，从政府层面来讲是国家的“发展共识”，从社会层面来讲是集体性的“灾难共识”。 由此可见，媒体对灾难的记忆建构需要肩负一定的“记忆责任”。首先，媒体需要增强灾难纪念报道的“延续意识”，任何时刻对于灾难都应该具备基础的警醒意识。其次，需要建立“对话意识”，构建真正的“纪念共同体”与“记忆共同体”。最后，需要具备“破立意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发展形成多元的记忆形式，建立符合时代环境的灾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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