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重要环节，生育计划已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但其预测效度存在较大的局限，意愿与现实行为之间差距明显，而生育计划的提出，表明人们对生育时间作出了具体安排与打算，从而将生育行为落实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在以往众多关于二孩生育意愿或生育计划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育儿成本和经济压力等是讨论的焦点，即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主要受限于他们的行为控制(如能力、资源等)。以往研究成果虽提出影响二孩生育计划的各种可能因素，但对其产生机制和作用路径仍缺乏深入探究。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测量了482名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计划，以提高“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性与促进落实生育计划为出发点，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考虑个人和环境两方面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高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二孩生育意愿在知觉行为控制与二孩生育计划之间的中介效应，并证明了生育福利政策感知与观察到的二孩家庭幸福感的高阶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年龄、性别之后，二孩生育意愿能够正向预测二孩生育计划。(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二孩生育意愿在知觉行为控制和二孩生育计划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良好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够提高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而促进生育计划的制定。(3)在知觉行为控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过程中，二孩福利政策感知、观察到的二孩家庭幸福感两大变量的高阶交互效应发挥了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揭示了良好的知觉行为控制有利于育龄人群产生正向二孩生育意愿，进而促进人们安排生育计划；生育福利政策感知与观察到的二孩家庭幸福感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知觉行为控制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人们的二孩生育计划的产生是一个系统过程，并受到个人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其中政策感知和观察到的二孩家庭幸福感这一现实示范之间又具有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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