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隋至唐前期，中国佛教遭受北周灭佛打击之后迅速恢复继而蓬勃发展。而作为帝国首都的长安，在佛教大复兴的势头下，佛教资源从全国各地输入，这种输入是国家宗教政策引导下的有序过程。但因为不同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并不相同，每位皇帝治下长安佛教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有所区别。总体来说，隋文帝对长安佛教恢复和发展的贡献最大，是隋后期和唐前期诸帝都未能超越的，这从隋文帝时期长安的寺院数量和高僧流入数量中得到了确实的证据。 在长安这个巨大的佛教社区中，僧人们通过种种方式联结起来，形成联系紧密的僧人团体。由师承关系连结成的僧团在城内有各自的“本寺”或固定的驻锡寺院，经过数代的传承，师承僧团对寺院的权力把控不可低估。长安城内佛教发展对终南山佛教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佛教社区，终南山佛教有着独特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寺院作为僧人们的主要活动场域，不仅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更为僧人和僧团提供了物质条件、身份的归属。长安的高僧们该城市所提供的纷杂社会交往和丰富的物质条件之下，努力保持着不与佛教修行相违背的简约生活方式。长安城内的高僧多按照佛教的方式进行林葬或露葬，并选择终南山作为葬地；某些高僧的葬礼仪式繁复、场面盛大、权贵云集。长安城内各阶层的俗人也广泛参与到寺院的佛教活动中，甚至一些盛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掺杂着佛教的元素。通过私人交往和佛教活动，佛教僧人和寺院与长安城市社会进行着互动。 《续高僧传》作为记载隋至唐前期高僧生平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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