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朱光潜将《新科学》引入国内以来，“诗性智慧”(Della Sapienza Poetica)便聚焦了众多文艺学研究者的目光。但国内学者对此普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与《新科学》的阐释相刺谬。第一，将“诗性智慧”泛化为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忽视了“诗性智慧”作为判断真伪、沾溉社会的知识的一面。第二，以“本质主义”的视角切断文论范畴与具体历史环境的联系，造成了“诗性智慧”泛滥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诗性智慧”有沦为陈词之虞。 本文的第一章结合维柯的原文分析“诗性智慧”与意大利语“DellaSapienzapoetica”之间的差异，指出“诗性智慧”不仅指代“形象思维”，还是附带真伪判断的诗化的知识，维柯正是希望借助对古希腊“诗性智慧”的探求了解古代民政建制的真实状况。次章是对首章结论的验证。《新科学》以古希腊罗马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古希腊经典文献的研究追溯“诗性智慧”的原初语境，指出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确实对神话史诗信之尤笃，将《荷马史诗》视为指导社会人生的“部落百科全书”。三章和四章是对次章的阐释。本文反对维柯以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张力关系解释“诗性智慧”的肇兴与退场。古希腊人之所以将口传史诗视为百科全书，是因为在“口传文化”中缺乏保存信息的手段，故以诗歌的形式进行知识的生成与传播。这才是“诗性智慧”肇兴的根本原因。随着腓尼基字母表的传播和普及，古希腊人不再需要韵律和故事辅助记忆。“原生诗性智慧”(Della spaienza poetica primaria)渐渐蜕变为“次生诗性智慧”(Della spaienza poetica secondary)。前者用于思索宇宙人生，后者则是可有可无的修辞技法。余论是对三四章结论的升发。电子时代下的传播环境出现了向口传文化回归的倾向，如诗乐舞的重新一体化、艺术创作的群体化等，最重要的是影像媒介的叙事模式也更偏向于故事逻辑而非抽象逻辑。在电子媒介环境下，回顾作为“部落百科全书”的《荷马史诗》，回顾维柯的“诗性智慧”，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定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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