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 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 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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