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和士人审美文化心理。人物品藻作为《世说新语》的重要主题，大量运用了以自然物象比拟人物的方法。汉代以来，自然物象多用以比附人的道德，即“比德”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物象所承载的内涵更加丰富，自然物本身的美感也逐渐被士人所认识，自然美和人物美达到一定程度的融合。这种融合，与社会历史、学术和士人心态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东汉末至东晋，政治环境诡谲多变，学术风气几度转向，这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是巨大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对自然美的接受和欣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而对汉末魏晋自然观念的发展进行梳理，则需从哲学和文学两条线索展开。哲学中的“自然”可分为儒、道、玄三个系统，而自《诗经》之后的文学作品更是对自然物象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这些都是《世说新语》以物拟人手法的重要背景。 通过数量的统计和时代的划分可以发现，《世说新语》涉及以物拟人手法的条目，在朝代上共历经东汉、魏(三国)、西晋、东晋四代，数量上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两晋时期最为明显，相关条目(63)约占总数(81)的77.8％。特别是东晋，出现诸如“海鸥鸟”“肉鸭”“白颈乌”等物象，这些新的物象在《世说新语》中大都只出现一次，说明当时对自然物象的使用已经到了十分自由、随意的地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自然物象的内涵可知，人物品藻整体呈现东汉重德行、汉末魏初重才能、魏中后期至两晋重审美的趋势，体现出汉末、魏、晋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 在审美意识层面，《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三类典型物象——玉、松、风，均带有浓厚的儒家“比德”意味，同时又在魏晋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包含了对人物人格精神和容貌的品评，表现出儒家玄学化背景下审美意识的转型。除了自然物象本身，与其相关的形容词亦表现出对自然美的深刻关注。这类形容词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物象引申而来的形容词，包括“峙”(“踌”)“峻”“清”“淹”“渊”，这类形容词在人物品藻时极为常用，其中亦包含了自然的因素;二是修饰自然物象的形容词，尤其是重言形容词，这类形容词的出现表明，魏晋时开始有意识地对自然物象进行描写和刻画，自然审美和人物审美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从“自然的人化”转变成“人的自然化”，其本质就是自然审美意识的提高，人物与自然的统一。 其影响还不只于此，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自然审美意识提升之后，对艺术(主要为文学、绘画、书法)审美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自然审美作为一座桥梁，连接了人物审美和艺术审美。具体地说，人物审美向艺术审美的延伸，可分为:一、审美观念的延伸，包括自然审美在文学、绘画中的表现以及品级观念在诗论、画论中的运用;二、审美方法的延伸，包括以自然物象作比的方法在诗论中的运用，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以形写神”在书论、画论中的实践，此外还有“澄怀味象”的审美欣赏方式;三、审美范畴的延伸，即以物拟人相关的人物审美范畴如“清”“峻”等在诗论、画论中的运用。 总之，以物拟人所体现的自然审美意识沟通了人物审美和艺术审美，使得《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的观念、方法、范畴都延伸到艺术审美，对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欣赏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至此，人(主体)、自然(客体)、艺术，这些美学上的重要主题，都可以在《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自然物象中体现出来，可见以物拟人手法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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