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7世纪20、30年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对日开展通商贸易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船只载运着各类货物、传递着各种信息往来于巴达维亚、中国与日本之间，构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体系的雏形。 本文根据1624-1634年荷兰对中通商贸易复杂过程的梳理，通过对《巴达维亚城日记》、《热兰遮城日志》、《荷兰人在福尔摩沙》等史料的解读，对中荷诸通商贸易要素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包括通商贸易方式、船只、航路、通商贸易品等。另外，还对1624-16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对日通商贸易关系和相关通商贸易状况进行比较，进而试探中荷、荷日贸易对中日荷三国产生的影响。 第一部分从分析1624年之前中荷交往的历史背景展开，梳理欧洲的海外扩张以及中国与海外联系的状况，并分析荷兰人对华通商贸易的几次尝试和其建立台湾商馆等内容。明朝末期内忧外患，无力掌控台湾，这也给了荷兰人以可乘之机，使得台湾在17世纪初期被迫纳入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的通商贸易网络之中。 第二部分着眼于对1624-163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通商贸易情况的分析。此期间，该公司在东亚区间内的通商贸易并不稳定，虽然荷兰人采取了吸引商人前来台湾通商贸易、预付定金通过中国商人购买商品、打击竞争对手的通商贸易等多种方式和策略，但始终无法直接打开中国的通商贸易大门。在此期间，台湾承担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日本输送东南亚商品、以及商船往来补给点的任务，体现了其作为通商贸易转口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首先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通商贸易。1624年之前荷日通商贸易有部分军需用品，1624-1634年间荷日通商贸易经历了曲折发展，荷兰从日本输入的军需用品比例降低。其次将1624-1634年荷兰对中、对日通商贸易进行比较，发现这一阶段荷兰始终未获得对中自由通商贸易的许可，虽然荷兰在日本的许可下在平户开展通商贸易，但往往受制于幕府的管辖;荷兰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砂糖、瓷器、丝织品三类，从日本输入的主要是粮食和金属制品两类，荷兰向两国输出的主要有荷兰、东南亚及印度商品。中荷通商贸易是互相派遣船只，荷日通商贸易主要是荷兰方面派遣船只;中荷通商贸易有两条航路，荷日通商贸易仅有一条航路。 总之，1624-163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对日通商贸易过程曲折，是其构建东亚海上通商贸易网络的初期阶段，为公司后来在东亚区间内通商贸易兴盛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来说，经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以郑芝龙为主的海商力量得到了加强。对日本来说，荷日通商贸易则促进了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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