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太宗即位之初，即在政治上调整了刘鋹、李煜的封号，其中去李煜“违命侯”之号，缓和了宋与南唐臣民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朝廷官员的治理压力。在经济上他则是借提高刘、李生活待遇以稳其心。对仍割据一方的钱俶、陈洪进、刘继元三人，太宗在军事、政治上不断向他们施压。陈洪进迫于时局压力以及出于实际考虑率先纳土。而钱俶在向太宗做出种种妥协无果后，亦被迫献土归降，至此南方已无割据势力。北汉主刘继元凭地理优势及契丹的支持选择武力对抗，太宗在做好一系列战前准备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率兵亲征，武力攻下太原。陈洪进、钱俶、刘继元的归降，标志着太宗统一疆域的政治理想已基本实现。 随着各降国国主相继归降，诸降臣亦随之入汴，太祖、太宗对他们加以慰抚，并授官以待之。太祖对各降臣并未委以重任，而太宗因其执政方针发生转变，遂对他们有选择地授以实权，加以进退。荆南王延范凭其与宋琪的姻亲关系被太宗委以广南路转运使。后蜀、南唐因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培养出了大量的文人，他们归降后，多被录之馆阁，参与书籍的编撰、整理等工作。因太宗推行抑武兴文政策，其中出类拔萃者得到重用。南唐徐铉以文辞见宠。张洎曾于至道元年(995)升任参知政事，位列宰执。魏羽曾任“计相”，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后蜀句中正、王著等人曾先后代表宋朝出使高丽，曹光实凭其军事才能为太祖、太宗所欣赏。在太宗朝新附的吴越、北汉等降臣，他们虽在数量上不及后蜀、南唐，但亦有佼佼者:刘昌言曾知枢密院事，僧人赞宁撰《大宋高僧传》等佛教典籍，推动了宋初佛教的发展。太宗及其亲信将领虽对北汉降将皆存猜忌之心，但杨业却是例外，他虽遭武人群体排挤，但却得到了太宗的信任与保护。太宗通过合理安排各降国臣子，有效地扩大了统治基础。 宋代“路”制形成的关键期是在太宗在位期间，他在即位后，为了稳定、强化对地方的统治，对太祖时已附的后蜀、荆湖、广南等割据政区进行了调整。此外，针对当时仍未附的吴越、北汉以及幽燕之地，他为了迫使他们主动归降，对吴越周边的江南、淮南地区，北汉周边的河北、京西、陕西地区进行了相应地调整，以配合军事行动的开展。吴越、北汉归降后，他又出于稳定地方的考虑，对新附政区进行了调整。至道三年(997)，路级政区在经历了太宗的多次调整后，最终形成“十五路”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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