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贤对于韩愈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的讨论,多着眼于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以说明杜诗对韩愈的影响,较少地关注韩愈在学习杜诗基础上对唐诗的改造和发展,而正是韩诗的发展使得杜诗中“尚不明显、或有倾向”的变革唐诗的因素显现出来。在韩愈之前,由于诗歌审美趋向与时人不同、诗作流传不广等因素而少有人重视杜甫诗歌,体现在当时的唐诗选集中几无收录杜诗,与杜甫交游者也甚少提及他的诗歌,而韩愈是第一个大力崇杜、学杜的诗人,对杜诗的价值作了重新体认。韩愈接受杜诗是在时代变换下的选择,安史之乱以后,诗坛盛极难继的局面亟待改革,从前代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变革大历诗风成为时代共识,也有其个人原因,韩杜二人生平遭际相近、思想背景也较为契合,两者具有共同的语符代码和美学代码,加之韩愈雄强尚奇、学力深厚的个性特点,因而对杜诗牢笼万有、囊扩宇内的雄浑魄力和不拘常格的创变精神极具热忱,并深刻地影响了韩愈的创作实践。 韩愈所处的中唐,政局多有动荡,思想多元化,社会生活进一步走向世俗,使得诗人们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在此背景下,韩愈对杜诗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是题材内容的拓展,韩愈将杜诗中已露出苗头的日常化倾向进一步演化为世俗化倾向,把日常琐碎、世俗人情无论是否适于入诗的题材纳入诗歌表现范围,改变了唐诗崇尚“神韵天成、典雅自然”的美学取向。形式上的新变主要是以文为诗手法的运用,以文为诗肇始于杜甫,受杜诗启发,韩愈突破诗歌原有体制、规范,在诗中议论、说理、大肆铺陈,改变诗歌韵律、节奏,用古文章法、句法对唐诗加以改造,韩愈诗歌散文化的规模和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杜甫,开启宋代以文为诗的先河。诗歌风格是由诸多因素的合力造就的外在显现,韩愈承继杜诗的奇险诗风,将杜诗之“奇”推至极端,化奇崛为险怪,呈现出狠重、怪诞、以丑为美甚至无所顾忌美丑的特点,辟山开道,而成韩诗面目。 韩愈对杜诗的接受促成了唐诗的巨大变革,一是推动了唐音向宋调的转变,韩愈作为连接唐宋诗的中介,起着变唐入宋的作用,宋人学韩进而学杜,促进诗歌由主情到尚理的转变。二是韩愈险怪、谑俗、生硬、狠重、怪诞、参差、粗犷的诗学趋向动摇和颠覆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和谐典雅、中正平和、自然天成、均衡的审美理想,开辟了唐诗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