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辽王朝是由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享国209年，辽王朝统治范围内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是研究辽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辽代首饰。辽代首饰立足于草原文化，大量吸收了唐宋首饰文化，并发展了西方外来的金银器制造技术，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富有契丹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格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 辽代首饰依功能不同主要分为头饰、面饰、耳饰、项饰、手臂饰、佩饰等六大类，形成了辽代首饰的组成体系。辽代首饰在材质选择、雕刻技法、表现形式方面，都与辽代的玉器、金银器、琥珀器有着密切联系。同样唐宋文化、工艺技巧对辽代首饰也有明显的影响。辽代首饰的加工技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契丹人的审美喜好、工艺技术的变化而有所发展。辽代早期的首饰加工技术多承袭自唐，是辽代首饰工艺最丰富且最精细的时期，其背后的成因是辽代早期由于战争以及幽云十六州的归附导致大批汉人进入辽境，这其中不乏能工巧匠。辽代中期的首饰制作工艺有捶揲、敲花、錾花、铸造、拔丝与累丝、鎏金、焊接、花丝等。该时期错金银与金珠技术消失，首饰制作工艺依然与唐代渊源较深。辽代晚期的首饰制作虽仍沿用部分早期工艺，如捶揲、敲花、拔丝与累丝、錾花、镂刻、焊接、鎏金等，但炸金珠、错金银、包金银、模冲等技法不再使用。此期工艺的整体细腻度明显下降，器表的錾痕断续不流畅，且图案设计也较为草率。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辽代首饰出土数量丰富，种类造型较多，不仅有首饰实物，还有墓葬壁画、石窟造像、寺院壁画等与辽代首饰相关的图像资料。根据辽代首饰的出土情况、风格特征等因素将辽代首饰分为三期:早期出土的首饰种类和数量都很多，主要集中在契丹贵族墓葬中，风格上在保留契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外，还受到了唐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兼收并蓄，制作工艺娴熟。首饰的质地以金银、琥珀和玛瑙为主，耳饰、戒指、手镯出土较多，其中动物状仿生形态的耳环最具特色，镶嵌饰物的戒指也是早期所特有的。辽代中期首饰的制作工艺技法日渐成熟，这一时期墓葬出土首饰的特点是种类更为丰富，数量庞大且品质精美。辽代首饰的主要类型在该时期均已出现，风格上既保留了契丹游牧民族的特点，也延续了唐文化特色。进一步吸收融合中原文化，含有宋文化因素的首饰开始出现。同时辽中期佛教鼎盛，与佛教相关的首饰大量出现。晚期由于政治腐败、国力衰退，一改早、中期的厚葬之风，辽代首饰出土数量、类型较少，除了延续契丹民族的风格特征，浓郁的宋文化风格是该时期首饰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根据辽代墓葬出土的首饰数量、类型、材质和年代等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辽代首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以长城为界，分为长城以北和长城以南两个地区。 辽代首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或吸收中原之俗，或传承前代之制，亦或融入异域之风，形成了本民族独一无二的首饰文化，成为中国古代首饰史上的独特时期。辽代首饰用料丰富、造型新颖、技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契丹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想象力，也反映了契丹族善于学习中原和周围地区先进文化，为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因此辽代首饰包蕴了多元文化内涵，既有来自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因素，又有来自西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契丹族作为北方众多草原民族之一，注重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本民族首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更多的沿袭了前代草原民族文化的精髓，使辽代首饰文化更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特色。辽王朝是以契丹族为主的多民族王朝，其文化的杂糅性与包容性非常突出。通过辽代首饰研究，可以明显地看出契丹人汉化和汉人契丹化的民族融合情况，这种民族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契丹人的汉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螺旋上升式的汉化，其汉化过程伴随着契丹人草原本位意识的坚守，是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靠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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