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的转变是在感情与理智的交叉控制中进行的，该过程折射出老舍迷茫又果决、振奋又苦闷的复杂心态，既展现出他奋力抗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流露了他对牺牲“艺术性”的无奈。现有对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转变的研究多集中在“创作实践”的变化上，不仅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而且对转变的独特性挖掘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窥探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转变的详细过程，探究引起转变的原因，归纳文艺观转变的特征以及探析转变的心态和得失影响。 第一章，尝试从新的路径探索老舍转变文艺观念的原因。“良知系统”使老舍在中日对抗的关系中“淡化自我疆界”与“去个体化”，使他在“安身立命”中“兼善天下”。“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体现在，从微观创作上看，老舍受到了“自主情结”的操控以致于难以维系之前的创作；从宏观上看，老舍受到了“感时忧国”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身份使老舍成为“社会的良心”，努力维护着公平与正义，同时也使他主动承担起“时代先锋”的角色，在历史的关键期引导民众；在“需求层次理论”之下，抗战前的老舍主要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其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出于对“安全需要”的渴望，他转变文艺观，踏上了抗战道路。 第二章，从“内容层面”探究老舍文艺观的“变化”与“守常”。在文学功能上，老舍将文学“指导人生”的原则具化为“宣传抗战”；在文学评判标准上，老舍由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向“实用价值”倾斜，到了抗战中期，他对“艺术性”的重视度稍有回升；在文学形式上，老舍以最大程度地宣传抗战为初衷，在小说、通俗文艺、话剧等主要文体之间来回切换。老舍亦保留了“不变”的要素，他对作为文学特质之一的“感情”、对有创作母体之称的“社会”、对能够刺激创作灵感的“经验”皆保持不变。因为这些要素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失之则难以称其为好的文艺，同时它们的存在有利于更好地宣传抗战。老舍筛选“变”与“不变”的要素是以最大程度地宣传抗战为出发点。 第三章，在比较视域中辨别老舍“转变过程”的特征。通过将老舍与何其芳、戴望舒比较，可知老舍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一、爱国反帝观念在流变中勃兴：早期作品呈现“朦胧”的反帝爱国书写；新加坡时期到抗战爆发前是“显豁”的反帝爱国书写，且该阶段实践与理论出现悖异，系为过渡时期的特征；抗战爆发后是“相对全面”的爱国反帝书写，主要表现是创作实践与理论出现了合流。二、从“独立批判”到“桎梏中寻觅独立性”：抗战前老舍独立批判精神显著，这种精神在战时“共名”语境下受缚，但他也在试图寻觅自身的独立性。三、从“疏离革命”到“投入抗战”：老舍早期主动疏离革命，嘲讽革命文学的工具性，没有革命实践的基础增加了老舍转向文艺抗战的难度。四、投入抗战书写的彻底性：老舍经历了“去道”到“载道”的理论观转变，勇于尝试创作陌生文体，忍痛牺牲艺术性，创作基本围绕抗战来进行，展现出了文艺抗战的“高投入度”。在转变过程中，老舍受到了感情与理智的交叉控制。 第四章，鉴析老舍转变文艺观的心态和得失影响。抗战初期，老舍因宣传抗战而暂弃艺术性，振奋之余他也产生了苦闷、无奈的情感体验。1941年，老舍经过文学反思以后，对艺术的重视度有所提高，他的苦闷遂有所缓解。至于转变的得失影响，从文学上看，抗战初期，老舍因注重宣传性造成了艺术性的滑落，直到他反思以后才令作品的艺术性有所回升；多样化的文艺创作造就了文学史上的“全能”老舍；战时，老舍创作“载道文艺”，形成了写作“惯性”，对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从政治上看，转变后的作品满足了宣传抗战的需要；转变之举间接影响了老舍建国后的地位和仕途。 老舍徘徊在艺术与宣传之间，根据不同的时代环境张扬和凸显文学不同方面的价值。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转变，既展露出了同期作家转变的共性，也表现出了他的独特性。而本文旨在通过对老舍转变原因、文艺观的变化与守常、转变过程、转变心态与影响等方面的探索来凸显抗战语境下老舍转变文艺观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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