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育作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的重视。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撤点并校”为标志的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农民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打工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下，送孩子进城读书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在这一选择下，农村母亲成为陪读的主力军。为了研究陪读母亲的产生原因、她们是怎样进行陪读的以及陪读对她们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采用了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选取了安徽省Y中的农村陪读母亲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农村陪读母亲的产生是农村家庭策略最优化逻辑下性别分工的结果，也是新教养脚本下母职规范的要求。在陪读中，农村母亲由于自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只能以生活照料的形式、在学校权威的主导下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充当着“后勤部长”和“教导主任”的角色。在陪读过程中，失去现金收入的陪读母亲也面临着“贬值”风险，由于陪读母亲的陪读劳动是“无酬照料劳动”，其价值是通过陪读成功与否来衡量的，这使得农村母亲的陪读劳动价值存在被低估甚至被忽视的可能，为了抵御由于陪读所带来的“贬值”的风险，陪读母亲通过巩固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以及发展兴趣爱好、参加兼职的方式提升自我价值，获得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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