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2年以来，埃及中产阶级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中产阶级全面崛起;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中产阶级出现分裂，开始走下坡路;穆巴拉克时期以来(1981年以来至今)，中产阶级全面溃败，并持续性衰落。 纳赛尔时期，以公务员、中富农、军官与农业资本家为主的中产阶级，实现阶层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中产阶级具有稳定、内聚力明显、同质性上升的特征。这归因于埃及内因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发力。纳赛尔推行国有化与土地改革，打开中产阶级崛起局面，又通过文化教育层面的多层推力，为中产阶级提供良好就业与教育保障。中产阶级发挥阶层“稳定缓冲器”的作用，推动埃及社会变迁发展。 萨达特时期，埃及中产阶级出现分裂，阶层内部分化逐步加重。公务员与教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工资薪金锐减，阶层地位不牢。但石油劳工与中富农等实现阶层地位的上升。萨达特时期中产阶级的分化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新政权需要新政治力量的支持，这刺激社会阶层力量分化组合。开放经济政策加剧中产阶级内部激变。又因文化教育与福利政策的变化，中产阶级失去各种福利资源保障。中东战争、石油经济以及美国经济援助，给中产阶级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正因为中产阶级出现分裂，其政治倾向开始走向抗议，经济文化作用受限，一定程度上阻碍埃及社会发展。 穆巴拉克时期以来，埃及中产阶级绝大部分群体全面衰落。原纳赛尔时期稳固的公务员群体与自由职业者状况堪忧，萨达特时期崛起的石油劳工与工商业资本家状况多变，军官阶层与当局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究其根源在于，政治上，穆巴拉克政府大肆推行裙带资本主义，贪污腐败现象盛行;经济上，长达20年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以及塞西政府的“开源节流”措施，持续压缩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文化教育上，穆巴拉克政府不再是中产阶级的最大雇主，已从公共就业与文化教育政策上全面撤退。埃及中产阶级愈发不满，最终上演2011年埃及剧变，打断埃及社会发展秩序，带来埃及不断探索与恢复期。 本文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当代埃及中产阶级演变复杂化，在社会变迁中作用多变，并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二是当代埃及中产阶级未来发展之路，既要立足于埃及社会各方与中产阶级自身努力，也应向中国等新兴大国借鉴培育中产阶级的成功经验;三是埃及中产阶级的艰难发展，既暴露埃及中产阶级的局限性与不足，也对发展中国家培育中产阶级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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