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朝鲜半岛政权与中国的交往复杂而多变，双方通常以互派使节的方式维持友好关系，朝鲜派使臣前往中国入贡的路线主要有两种模式，陆路“由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海路在明初和明末虽经数次变更，但朝鲜使臣在登州上岸入明的途中必经过山东地区。这些经由山东入明的朝鲜使臣约有20位，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饱读诗书，在中朝交往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为山东本身的历史厚重和地缘便利，在朝鲜使臣笔下，山东沿途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成为了主要的吟诵对象。虽然明初和明末的朝鲜使臣所经之地有很大的重合性，出使时间也有限，但其山东之旅并非只有简单的文化观光，使臣们与山东地区各阶层的群体接触更能体现中朝间文化的交汇和碰撞。这些使臣记录下的山东各色群体，与正史所记载的当时情势有重合也有反差，为我们更加客观地研究明代社会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从一系列的《朝天录》中可以总结朝鲜使臣对山东之印象。从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城市风光到使臣意识里的山东深层上礼制的崩坏、文化的“堕落”，这种内外相异、虚实不一的认知反映了使臣们内心的矛盾。究其原因，朝鲜“事大以诚”的惯性外交原则是其一，而朝鲜与明代中国各个层面的现实差距则是造成这种认知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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