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既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因而使得生产力的内涵十分丰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他们的生产力观是科技生产力观，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即他们生产力观的第一重意蕴；但通过文本梳理便会发现，他们生产力观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或者简称为生态生产力方面的思想，如马克思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②，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并且在他们生产力观中更具有核心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他们生产力观的另一重意蕴。两条逻辑线索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轮廓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只有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这一意蕴，才能对他们生产力观做出更为科学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只有正确地理解生态生产力观在他们生产力观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才能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关怀——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当前，在全球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日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对于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打破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期和降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限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本部分首先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梳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进行了界定。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因而本文将科技生产力观称之为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同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同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科学技术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其次，在对相关文本和论述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驳斥了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是缺乏生态关怀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生态生产力概念，但通过梳理发现，他们的生产力观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的理论，本文将之称其为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并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主要阐述了他们生产力观双重意蕴的内涵，并分析了这双重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条件，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理解。 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本部分在文本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两条逻辑线索的历史演进轨迹，对两条逻辑线索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一方面，认为他们科技生产力观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中；第三阶段是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主要体现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与《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认为他们生态生产力观也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主要体现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伍珀河谷来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概念，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演进阶段的详细考察之后，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就呈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轮廓。 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首先，就科技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其生产力促动效应与异化效应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其一，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其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其次，就生态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认。具体表现为：其一，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其二，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其三，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其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最后，本章阐述了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内在关联，认为两条内在逻辑线索绝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生态生产力观更非是对科技生产力观的否定，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整体性视阈。 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一方面，他们科技生产力观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突出，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两山”理论。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传承、丰富与发展。 第五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当前，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面临的生态限制愈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既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科技生产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增长动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也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恶化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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