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划界行盐是一种通过行政手段划定食盐产销区域的制度。据此，清代宜昌府分属四川、两淮两个盐区，其中改土归流的鹤峰州、长乐县属四川盐区，食川盐，是宜昌府的“川界”；其余州县则属两淮盐区，食淮盐，是宜昌府的“淮界”。川盐较淮盐味美价廉，更符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因而不断侵入“淮界”以及湖广其它的淮盐销区，造成严重的“川私”问题。然而，由于淮盐盐课明显高于川盐，清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盐课收入，并未按照市场需求将“淮界”划入四川盐区，而是视之为抵御川盐的前线藩篱，将其留在两淮盐区，“淮界”居民因此不得不食用价昂质劣的淮盐。这种牺牲当地居民利益，且不符合市场导向的政策，使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员与符合市场需求的川盐，在宜昌府展开了一场缉私与走私的博弈。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淮盐无法沿长江上运，清政府只得批准将川盐运往湖广淮盐口岸销售。这一被称为“川盐济楚”的政策打破了划界行盐制度对销区的限制，大量运送川盐的船只得以经停宜昌府，附郭东湖县的转口贸易迅速兴起，社会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为当地的商业化与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社会经济变革也伴随着缺乏腹地支持、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端，不具备现代财经观念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积极调整，为日后宜昌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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