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试图考察传教士在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共和国）的传教活动以及他们所引入西式教育在当地社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并在这些基础之上，对传统史学观念下的传教士与殖民地地方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一定修正。 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前殖民时代的茨瓦纳社会形态，塑造了当地以生存作为唯一导向的教育方针。19世纪初，西欧传教士进入了南部非洲，深受欧洲中心观念影响的他们尝试通过传播基督教和推广基础教育来改造当地社会，从而建立一个符合西欧标准的茨瓦纳社会。 以生存作为价值导向的茨瓦纳人积极引入传教士的先进生产技术，新的农具和挖渠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枪支的引入则极大提升了茨瓦纳人的军事生存能力。但在文化领域，茨瓦纳人试图维持他们的固有宗教和习俗，抵制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回应，传教士将茨瓦纳语文字化，并试图通过推广识字教育这一更为温和的手段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识字教育的推广不可避免地将来自于西方社会的种种观念注入了茨瓦纳文化，并最终导致了茨瓦纳上层在自我认同上产生分化。在一系列文化，甚至政治军事冲突后，茨瓦纳社会由此转型。 此外，本文试图重新挖掘原始资料，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传教士与当地人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修正了传统的对于传教士和当地人的认知，即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先锋，当地人则被动应对了传教士带来的社会变化。事实上，传教士尽可能地保持中立，避免参与到政治活动，而酋长则积极他们接受并利用传教士带来的新技术，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传教士试图注入一整套新思想，但茨瓦纳人仅仅吸收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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