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医务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重要群体。西方医学书籍由他们传入中国并改变了中国医学的面貌。韩雅各（James Henderson）是晚清来华的医务传教士中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于1860年初抵达上海，曾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副主席和近代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仁济医院（Jen Chi I Yüan）院长。目前，有关韩雅各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通过对其自传、著作、信件等大量原始文献的综合解读，对韩雅各在华期间传教、行医、科研等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探讨。 第一，传教方面，本文讨论了韩雅各在华传教活动始末缘由以及晚清来华医务传教士群体对行医与传教的态度。通过对伦敦会成立过程和基督教相关教义的分析，发现医务传教是这两者共同推崇的，并且在韩雅各来华之前各差会在中国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次，对韩雅各少年经历和来华后传教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生于基督家庭以及少年时期亲人由于恶疾去世，是他信仰上帝和选择学医的根源所在，而大学期间经常参加医务传教会活动以及曾接受伦敦会生活资助，是他选择成为一名伦敦会医务传教士的直接原因；通过对韩雅各在沪传教活动来看，他始终坚持来华初衷——传播上帝福音。继而，通过大量晚清来华的医务传教士对行医与传教关系看法的分析，发现大部分人认为行医是传播福音的手段，也有少数人在面对中国庞大的病人群体时，专门行医而放弃了传教士的使命。 第二，行医方面，对韩雅各担任仁济院长、在仁济行医进行了讨论。通过对比韩雅各主掌仁济前后治疗病人数量、接受捐赠金额，发现他治疗病人的数量较同时期其他医务传教士是较大的，体现了他较高的医学水准；他出色地扮演了院长这一身份，为仁济赢得了大量的社会赞助。其次，对韩雅各诊治霍乱、痢疾及麻风等传染病情况和使用氯仿治疗刀伤、枪伤及各种眼科疾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他在内科和外科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并且具有相当的正义感——抵制鸦片。 第三，科研方面，主要通过分析韩雅各的各种医学专著、论文及其他科研短文，对其在华科研活动进行了讨论。发现在此阶段，韩雅各已经开始考虑培养中国医学助手、开办医学院、统一教材和英语教学等如何在华传播西医的问题。其次，《中国的医学与医疗术》（The Medical and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是韩雅各中医观的全面体现，发现他对中医的总体评价是较高的，认为中医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医学；他对中药持中性态度，认为部分中药是好的，但是中药治病原理——保持五行在人体内平衡——是荒唐的；对于针灸与诊脉，韩雅各则持怀疑态度。再次，通过对《上海卫生学》（Shanghai Hygiene）、《改变气候的物理因素》（Notes on Some of the Physical Causes which Modify Climate）的分析，发现其中蕴含了韩雅各在如何维护公共卫生、气候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等方面的看法，其中还包括对来华传教士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提出的建议。 综上所述，作为晚清来华的传教士，韩雅各一方面积极传播上帝福音，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他竭力救治病患、管理医院、培养助手，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另外，他还积极从事科研活动，著书立说，探讨气候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在中国近代的公共卫生学与养生学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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