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哲学批判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更使生态批判的创新和生态哲学的重构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理论任务。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主流生态哲学褪下自由与民主的华丽外衣，其固有的理论缺陷暴露无遗。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生态哲学将“生态环境”变成了一个本质化、中心化的理论内核，而将人的生命置于这个核心之外，对生命健康与生态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缺乏思考，很少关注到病毒、瘟疫与人类健康之类问题。这次突发的疫情危机警醒了人类，也推动生态哲学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思考生态问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方面，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以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理论为基点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德勒兹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立场，注重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哲学分析，由此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为人类生态问题的最终根源，并进一步发展为对以资本同一性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对西方哲学的超验本质主义传统的哲学批判。德勒兹从马克思经典理论出发，广泛吸收卢克莱修、斯宾诺莎、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史资源，以差异性、内在性和容贯性为前提批判原则，入手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重生态维度，创建了以生成论、生机论、机器论与地理哲学四大主题为其内容，以重建“新大地和新民众”为其归宿的丰富而完整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本论文从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立场出发，试图批判性地全面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容和当代意义，期待以此为拓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史背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为首要的理论来源，首先确定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母题，由此建立起反现代性的新自然主义，重构出表现性、多元性、生成性的现实自然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在当下互渗的现实状况与内在机制，并把马克思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命题确立为自身生态理论的实践旨向。德勒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回溯到柏拉图本质主义与理念论的哲学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性、超验性的传统，认为理念论的四重幻相蒙蔽了本真的差异、流溢因之上建立的分有的原则泯灭了内在性，他重建了反同一性、超验性的差异性与内在性，并以差异性和内在性为基础再生了容贯性原则，将三者共同作为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也预设了其理论的生命内核。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德勒兹构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三重批判框架，不仅将自然生态定性为社会问题，而且提出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本身是生态问题的一部分，并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同构的关系。他与加塔利为学界所熟知的两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著作，就是以精神生态为切入点的批判理论。 第二部分努力呈现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理论构成，这就是其在生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论批判、生命批判、技术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具体展开。首先，德勒兹以生成论批判资本主义存在论，认为存在实为生成之在，自然具有多样性、多元体、共生性、关联性、断裂性与开放性的生成法则，整个自然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世界，也不是按照树状模式建立起来的等级世界，而是一个由个体化的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是“反对其自身”的生成自然，由此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认知的误导，揭示了此次疫情危机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其次，在生机论的起落沉浮的学术背景中凸显德勒兹对资本主义压制生命的批判，通过探析生命力量与自然、物质、心灵、精神、感知、艺术等事物的内在机理，德勒兹在生态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进行了一个有机的嫁接，发掘了新的社会场域下的生态创造力量。第三，着眼于机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普遍现象，经剖析机器的文明面及反生态的文明悖面，揭露了资本主义抽象机器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机器论视角考察有机体与有机的、无机的环境之间的共生规律，探析了超越技术理性的桎梏、重建人类生态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第四，德勒兹把马克思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作为其地理哲学的源头，并受尼采地理学隐喻的启发，赋予大地概念地球的、自然的、文化的与空间的等多重内涵，通过揭露其编码、结域、层化的内在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地是被总体化、统一化了的同质空间，进而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破解问题推进为由“纹理空间”向“平滑空间”的转化。地理哲学也是对现代性尊崇历史观念的一种反拨。 第三部分探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哲学上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未来出路的构想与规划。一方面，德勒兹主张重塑主体性，把生态拯救之道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内在的生存方式”，生成人类敬畏自然、呵护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以期达到以人性解放追求生态自由，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另一方面，德勒兹既期待现代社会增强系统化、微观式的治理能力来应对生态危机，又希望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化解矛盾，其以消极逃逸的方式摆脱资本的平面、摆脱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公理体系、摆脱以同一性为逻辑的现代哲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另外，德勒兹生态批判理论包含着“生态共同体”意蕴，但以习近平生态思想来衡量，其思想只表达了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向往，缺乏有价值的行动纲领。以“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全球共识，坚持异质同构、求同存异的原则来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才能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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