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著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 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著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著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著，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著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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